程国赋

《光明日报》( 2024年03月25日 11版)

卞孝萱(1924—2009),江苏扬州人。中学毕业后在银行工作,曾于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进修,业余自学文史。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民主建国会任职,业余仍从事文史研究。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1976年到扬州师范学院任教,1984年到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撰有《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唐代文史论丛》《刘禹锡丛考》《冬青书屋笔记》《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郑板桥丛考》等30余种著作,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等。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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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孝萱(左)与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在一起 作者供图

卞孝萱、吴汝煜著《刘禹锡》 作者供图

【大家】

业师卞孝萱先生出身于扬州名门,因父亲早逝而家道中落,生活清贫,靠自学成才。孝萱先生学术生命长达60年,著述超过一千万字,在文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著名学者程毅中先生评价:“卞先生绩学多能,博闻强识,贯通文史,兼识书画,著述丰繁,名驰中外。对唐代小说之新探,独具慧眼,别出匠心,于学者启迪尤多。”

孝萱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今年是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我重读先生的著作,结合自己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跟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学习经历,特撰此文,以表达对先生的思念。

专通结合 文史兼治

在卞先生丰富多样的治学方法中,专通结合、文史兼治最为重要。这一方法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卞先生是扬州人,从小就深受扬州学派的影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介绍清代吴、皖两大学派时认为:“(扬州学派)领袖人物是焦理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卞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说:“扬州学派兼顾训诂与义理,不仅讲究贯通群经,而且追求经学与诸子学及史学融会的做法,这对我以后的治学有很大的启发。”(《“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卞孝萱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7年第1期)他认为:“扬州学派区别‘陋儒之学’与‘通儒之学’。陋儒之学‘守一先生之言,不能变通’;通儒之学‘实事求是,汇通前圣微言大义’(阮元《传经图记》)。焦循提出:‘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独得其间,可以别是非,化拘滞,相授以意,各慊其衷。’(《雕菰集·辨学》)他研究《易》,以数学和训诂学为钥匙,打开了前人未能打开的古籍之锁。对乡贤的治学方法(贯通、疏通、通核、通识、变通、汇通)和学术成就,我自少至老,铭记于心。”(《文史互证与唐传奇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除扬州学派以外,当代学者对卞先生治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卞先生受知于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协助范先生编撰《中国通史简编》。范先生提出治学应做到“专、通、坚、虚”四字。所谓专,指学有专长,在某一研究领域深入挖掘;通,指会通、广博;坚,指坚定目标,锲而不舍,避免人云亦云;虚,指虚心治学,改正错误。卞先生所倡导并运用于科研实践之中的文史结合、文史互证就是一种强调在“专”基础上的“通”。强调专通结合,要求研究者具有多方面的学识修养。卞先生在《从〈唐代小说与政治〉说文史兼治》(《古典文学知识》1993年第5期)一文中对文史兼治的研究方法作了具体阐述,他说:“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史结合,以史证文。这里说的‘史’,主要指政治史和文化史。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传奇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过表面的藻绘,进入了作者的心胸。”卞先生把文史兼治的方法比作庖丁解牛,他指出:“庖丁解牛,为什么能做到游刃有余?就在于他肢解牛体时,能看准骨节之间的空隙下刀,刀刃运行于空隙之间,大有回旋的余地。我举这个典故,是强调下刀的重要,即研究方法的重要。”

在卞先生的学术研究实践中,专通结合、文史兼治的研究方法运用相当普遍。以六朝史研究而言,他在正确看待六朝历史地位的前提下,以广泛利用文物考古资料、大力发掘文献资料为基础,力求宏观、微观兼备地研究六朝历史,以弥补既往的不足,开拓今后的局面,建立起对六朝历史更深透、更清晰的立体认识。关于利用新材料,他举例说,六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门阀士族,为了固化其地位,在社会生活中高自标榜,相互通婚,不与寒人交往,六朝世家大族墓中发现的大量墓志所记述墓主的生平、婚宦情况往往证实了文献记载的这一历史现象。关于专通结合,他认为,六朝文化在外来文化(如佛教)与中土文化、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如道教)、士族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不断发展,出现了儒、玄、佛、道、名、法各家争鸣的局面,很多文人学士亦文亦史亦哲,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化,非打通中土与异域的界限不可。(参见《关于六朝研究的几点思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文史结合、以史证文也是卞先生从事唐代小说研究所采用的重要方法。以《唐传奇新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为例,卞先生透过小说表面的藻绘,深入作者的心胸,所以《新探》一书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不可忽视的史学价值。比如,对《河间传》,前人都认为此传有影射,但影射谁,意见分歧,卞先生根据大量史实记载考证为柳宗元告诫宪宗之作。他的论述既有严密的考证,也有对作品的感悟与分析,然后上升为理论的批评,既避免批评流于空洞,又避免使考据陷入烦琐,体现出深厚的功力。

在《文史互证与唐传奇研究》一文中,卞先生对以诗和小说证史的研究方法加以总结,提出要处理好个性与通性、古典与今典、表层与深层、实数与虚数、实境与虚境、明言与暗言、正言与反言、言内与言外这八个方面的问题,揭示出这一研究方法的深层次内涵,并使传统的研究方法呈现出现代学术的新面貌。

因为做到了专通结合、文史兼治,卞先生的研究还呈现出点面结合、知人论世等特点。

协助范文澜先生编撰《中国通史简编》时,卞先生除了查找资料,还撰写了其中部分内容,如此书第三编第七章第七节,内容涉及唐代史学、科学和艺术。这段工作经历让卞先生更加熟悉唐代文史,大约从这个时候(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他便以唐代文史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首先选择一些重要的个案进行探讨,以刘禹锡研究为例,卞先生出版了《刘禹锡年谱》《刘禹锡》《刘禹锡丛考》《刘禹锡研究》《刘禹锡评传》等多种专著、合著,另发表多篇论文。刘禹锡的诗句“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卞先生常用以自励,并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冬青书屋”,可见他对刘禹锡及相关研究情有独钟。对于李益、张籍、韩愈、元稹、王建、李绅、牛肃、南卓等唐代作家,卞先生同样用力甚勤,撰写《李益年谱稿》《张籍简谱》《韩愈评传》《元稹年谱》《关于王建的几个问题》《李绅年谱》《〈纪闻〉作者牛肃考》《南卓考》等专著或论文。

卞先生重视唐代文学史上一个个重要个案的研究,但他并没有将眼光停留在这些“点”上,而是力求做到点面结合,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他关注作家的思想状况、人生观念、文学思想,关注与每一个作家关系密切的政治群体、文人群体,关注作家所处时代的社会状态与文化思潮。卞先生凭借广阔的学术视野,把个案放在整体之中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客观、全面、公允。

1989年5月,卞先生受聘担任《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主编。编撰《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规模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卞先生主持编撰《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历时十二年,前后参加者百余人,选录资料一千万字,收录作家约两千人,引用古籍近两千种。参与这项庞大的文化出版工程,可以说是卞先生几十年来学术研究的一次总结,也是他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由个案研究到整体研究、由“点”到“面”的一次成功的学术实践。

卞先生在学术上的知人论世,可以韩愈研究为例。他注意到,韩愈在诗文中从不提及母亲,李翱、皇甫湜所撰韩愈行状、碑文中,也都没有提到韩愈母亲。卞先生从考察韩愈对其兄韩会为“宗兄”的称呼入手,推断韩会与韩愈非一母所生,韩愈乃庶出之幼子,进而推断韩愈生母身份卑微,在韩父去世后,或改嫁或以乳母身份留在韩家,这样韩愈自然不会在其诗文中提及母亲。(参见《韩愈生母之谜》,《周口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这是一种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韩愈这段独特的成长历史,对其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重视文献 不尚空谈

卞先生十分重视文献资料,他在《浅谈“专”与“通”》一文中指出:“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不掌握古典文献学的知识与手段,只能是空谈。”卞先生走上学术道路,正是从搜集、整理文献资料开始的。

二十岁出头时,卞先生在阅读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当时汪兆镛《碑传集三编》尚未出版)以后,深深感受到由于战乱,资料严重散佚,于是立志收集、整理辛亥革命前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人物的墓志铭、家传、行状等。当时,卞先生在银行工作,去图书馆抄书、去书店访求资料或访问相关人物都只能利用晚间和假日。经过不懈努力,他发现了一批包括袁世凯书信在内的珍贵文献。多年之后,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他先后出版了《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华中师大章开沅先生认为:“这两部书的出版,是钱、缪、闵、汪之后的一大继作,亦未尝不可以视之为碑传结集的余韵绝响。”

卞先生善于从类书、方志、档案、佛经、道藏、碑传、敦煌卷子等各类文献中发现新材料开展研究,甚至从医书中挖掘出了新材料。他从嘉庆《东台县志》中发现郑板桥《南梁曹贞女诗》,从《民国东台县志稿》中发现郑板桥《重修大悲庵碑记》,并对收在其中的佚诗、佚文进行考释,从而撰写《郑板桥佚诗佚文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2期);从医书《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找到柳宗元纂救三死方即《柳柳州救死三方》,结合相关文献,使今人获知柳宗元在永州的病情以及其与刘禹锡交流医术之事实,由此考察柳、刘二人的友谊,探寻柳宗元被贬之后的心境。

卞先生重视并利用出土材料,曾撰写《唐代扬州手工业与出土文物》(《文物》1977年第9期);注重第一手资料和稀见文献,撰写《读〈黄侃日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通过第一手资料《黄侃日记》,结合有关文献,从律己、尊师、敬友、爱生四个方面,展现黄侃的学术风貌;卞先生发现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两种刘禹锡诗集上有姚世钰过录的何焯批语,但在书库中沉睡了二三百年,便把这些批语整理出来,在《唐研究》第2卷发表,为刘禹锡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卞先生重视收藏文献并开展研究。前文提到,卞先生出版《辛亥人物碑传集》和《民国人物碑传集》,就是在个人收藏的基础上撰写成书的;在郑板桥研究方面,卞先生家藏清代徐兆丰《风月谈余录》一书,其中有《板桥先生印册》(即《四凤楼印谱》),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郑板桥集》所漏收。卞先生于1962年先后在《雨花》和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将此册介绍给世人。后来他又为印册作注,以印证史,订正了前人关于板桥印章记载之讹误。

记得1991年下半年,我在卞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他给我们上唐史研究课时,提到“《旧唐书》比《新唐书》好”。为什么呢?卞先生在课堂上给我们做了解答,他认为:“《旧唐书》具有《新唐书》所不能代替的价值,所以从古至今,两部唐书并行于世。《旧唐书》前半全用《唐实录》《国史》。今天除篇幅很短的《顺宗实录》外,《唐实录》《国史》已荡然无存,故《旧唐书》前半史料价值甚高。后半虽无系统的实录、国史可凭,但五代去唐未远,文献尚存,史官搜罗得大体完备,而且《旧唐书》不随便改动文字,与《新唐书》好省字,好删年代、数字、官爵等具体内容相比较,在保存史料这点上说,有其不可磨灭的作用。正因《旧唐书》具有保存史料原貌的优点,古今治唐史者无不以其为最基本的用书。”卞先生对两部《唐书》编撰特点、文献价值的比较,充分体现了他在文献材料使用方面的严谨和卓识。

博采众长 致力创新

卞先生自学成才,转益多师,曾经求教于诸多学术观点不同的前辈,因而形成了不囿门户之见、不泥一家之言、博采众长的学术理念。

范文澜先生对卞先生的治学影响很深。卞先生写过多篇文章,或回忆与范先生的交往,或总结范先生的学术思想。对于陈寅恪、柳诒徵、章士钊、吕思勉等学术前辈,卞先生也曾撰文对他们的学术方法、个性、学术贡献与道德风范等加以总结。2006年,卞先生以82岁高龄在中华书局出版《现代国学大师学记》,通过丰富翔实的材料揭示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柳诒徵、陈垣、吕思勉、邓之诚、陈寅恪、章钰、卢弼、张舜徽等十二位国学大师的学术风貌与学术价值,为后辈治学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卞先生在此书前言中指出:“《学记》谨遵薪火相传之义,旨在从国学大师的治学方法中吸取营养,重在继承。对其不足之处,加以说明,使人理解。”

不囿陈说、力求创新、不愿人云亦云是卞先生学术理念中重要特色之一,以他研究鉴真为例,先生曾说:“(关于鉴真研究)我没有循人老路,而是另辟蹊径,对鉴真冒死出国的历史背景做深入探讨,写成《佛道之争与鉴真东渡》一文。”(《“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卞孝萱教授访谈录》)他在文章中指出,武则天崇佛抑道,佛教兴盛一时,此时鉴真出家;玄宗为强调李唐正朔,推行崇道抑佛政策,作为虔诚佛教徒的鉴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前往日本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关于郑板桥研究也是如此,卞先生2003年在《郑板桥丛考·后记》中指出:“有感于郑板桥被人谈滥了,我从1962年发表第一篇郑板桥的文章起,就抱定宗旨:不写没有新材料、新论点的郑板桥文章。”

关于以诗证史,今人多谈及陈寅恪,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有学者论及。卞先生在《现代国学大师学记·前言》中指出:“以唐诗证史言,清末刘师培已发表《读全唐诗发微》,远在寅恪经营《元白诗笺证稿》之前;以明遗民诗证史言,抗日战争期间邓之诚已经营《清诗纪事初编》,亦在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之前。学界尊寅恪,是也;而不知师培,忽视之诚,误矣。《学记》榷论三人以诗证史,庶几无偏。”因此,卞先生在《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中专门撰写《刘师培以唐诗证史》《邓之诚与〈清诗纪事初编〉》二文加以论述。

卞先生治学不囿陈说、致力创新的特点在他的唐传奇研究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南京大学有关唐人小说的研究已经形成一种学术传统,汪辟疆先生编著《唐人小说》、程千帆先生出版《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和卞先生同辈的周勋初先生著有《唐语林校证》,主编《唐人轶事汇编》,并出版《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等专著。孝萱先生的治学方向,五十岁以前偏重于唐诗,五十岁以后偏重于唐传奇,尤其是先生1984年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以后,在唐传奇研究方面用力甚勤,成就斐然,先后出版《唐代文史论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唐传奇新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唐代小说与政治》(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卞先生在《从〈唐代小说与政治〉说文史兼治》一文中指出:“我认为,做学问最忌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试图另辟蹊径,走一条前人没有涉足的新路子,即从小说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来对唐传奇进行剖析。”多年来,卞先生着眼于唐代小说与政治关系的分析,对唐人小说提出很多新见。

卞先生晚年把研究领域拓展到传统书院。书院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文化、学术、道德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书院历史应该得到充分关注。他在《南京晓庄学院学报》主持《书院研究》专栏,还与人合编《书院与文化传承》(中华书局2009年版)一书。这些研究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鉴于学界研究家谱的文章相对较少,很多家谱中的资料尚未得到充分发掘,卞先生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主持《家谱研究》专栏,关注家谱研究,并撰写《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家谱丛考》(辽海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体现出锲而不舍的学术创新意识。

卞先生在研究中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国学之内涵、价值及当代意义》(《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中,他称颂章炳麟、黄侃、柳诒徵、吕思勉、陈垣、邓之诚六位先生“所表现的担当道义的大丈夫精神,是国学的闪光,民族的骄傲”。他指出:“‘国学热’适应了民族本土文化复兴的时代潮流。要从时代、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传承发展国学的精华,激活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赋予其时代价值和当代意义。尊崇国学,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而是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在研究国学的同时,吸收、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与时俱进,使国学精神与时代要求相适应。”卞先生在《现代国学大师学记·前言》中说,编撰此书的出发点之一就在于“不仅揭示大师们的学术业绩,并表彰其爱国情操”。

提携后学 明灯指路

卞先生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十分注重文史、艺术等学科的人才培养,提携后学。他在谈到成立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推进六朝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时指出:“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着力培养新人,使学会保持较强劲的学术活力。”(《“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卞孝萱教授访谈录》)其实不仅是在六朝史研究领域,卞先生对于文史、艺术等领域的学科建设、中青年人才培养都相当重视。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编纂的论文集《薪火集》汇集了几代教师的学术研究成果,卞先生为之撰写序言,加以褒奖。他还曾为几十位中青年学者的个人著作作序或撰写评论文字进行推介。

1991年,我刚入卞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对唐人传奇很感兴趣,在卞先生指导下确定了博士论文选题《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卞先生十分重视学术规范,强调要重视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注重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寻求突破。在卞先生指导下,我对前人研究唐传奇的情况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先后撰写《〈古镜记〉研究综述》《〈莺莺传〉研究综述》《〈李娃传〉研究综述》等文章。在课堂上,卞先生希望学生们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注重文史兼治,这些学术思路都来源于他自身的实践,为我撰写博士论文提供了很多方法论上的启迪。我毕业以后,编撰《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初稿完成后,寄给卞先生,八十岁高龄的孝萱师认真审阅书稿,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并寄赠台湾藏《善本序跋集录》所收4条明清文献,为拙著增色许多。

孝萱先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好学不辍,老而弥坚。卞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历程阐释了“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生哲学和不懈的学术追求。2009年7月末,也就是去世前一个多月,卞先生还在手订《没有钱穆名字的钱穆家谱——〈钱氏宗谱〉资料的发掘利用》,此文发表于《中国文化》2009年第2期(与博士生联合署名)。如今,先生虽已驾鹤西归,但他的学术精神如一盏指路明灯,时时陪伴着我们在学术道路上前行。

(作者:程国赋,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