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是收藏中国历代方志、家谱、新编地方志、年鉴以及与地方志内容有关的中文古籍和文献的中心，也是海外研究中国学的重镇，传播中华文明的窗口。为了了解北美收藏中国历代方志、新编地方志、年鉴和有关地方文献的详细情况，加强与海外的学术交流和联系，学习借鉴北美在保护历代地方志和古籍文献以及编修地方历史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好的做法，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组成中国地方志赴北美专业考察团，于2006年6月9日至28日，对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郑裕彤东亚图书馆、拉瓦尔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作了专门考察。考察团团长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副主任田嘉，成员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王熹，广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研究员蓝日基，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许还平，江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斌，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王志邦和新疆乌鲁木齐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编审李明。这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第一次组织全国地方志系统的领导和编修地方志的专业人员，对北美的学术交流和出访活动。通过考察学习和交流，一方面对北美主要大学图书馆和专业机构收藏中国历代地方志、新编地方志、年鉴和地方文献的基本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另一方面，这些机构在收藏整理、保护与开发利用有关资源的具体做法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感到收获很大，启发良多，不虚此行。

一、中文古籍与方志年鉴收藏情况

（一）犹他家谱学会及家谱图书馆

犹他家谱学会总部和家谱图书馆坐落于盐湖城，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附属机构，学会成立于1894年，家谱图书馆的筹备以及家谱资料的搜集工作，随后展开。其目的就是为搜集家谱纪录并协助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从事家谱及家庭历史的研究服务。该图书馆是一座五层楼的建筑，总面积为142000坪，是世界上最大的家谱图书馆。在家谱资料和地方文献收藏方面有独到之处，一是搜集资料的范围很广、数量最多、种类齐全。目前他们的资料搜集范围除北美以外，已延伸到不列颠群岛、欧洲、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馆藏有2400000多卷的家谱缩微纪录，742000卷缩微平片，310000册藏书、系列专刊以及其他形式的纪录，4500种期刊，1000笔电子资料库；祖先档案资料库包含了36000000个与亲人相互关联的名字；国际家谱索引资料库包含近6亿个已故者的名字，有的是由访客提供的，有的是从出生、洗礼以及婚姻纪录中撷取来的；世系表资源档资料库包含了超过80000000与亲人相互关联的名字。在2003年，他们搜集资料的馆藏纪录创下历史的新高，每月平均增加4100卷缩微胶卷、700册书籍和16笔电子资料库。二是中国家谱的资料最集中、种类最全。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搜集有关中国的家谱资料，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工作是从1976年开始的，中国大陆的工作始于1983年。搜集资料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族谱（又有家谱、宗谱、世谱、总谱、通谱、支谱、家乘等名称）、登科录又称科举考选资料（乡试、会试、金榜的文武登科者纪录）、历史人口纪录（清代档案户口册等）、地方志（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等有关地理、社教、个人事迹及传记的记载）、家族文献（家族保存的私人文件，如旧的婚约、地契、收养同意书、分家协议等）、传记、年谱、丧葬资料（墓地、墓碑、墓表、墓志铭、讣闻、功德榜、遗嘱等）和海外华侨侨区纪录（包括美国、智利、菲律宾、印尼有关华人的户口登记、婚姻纪录、移民登记、生死纪录、抵达所在地的旅客名单及其他文件等）。与国内合作过或正在合作的档案馆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图书馆有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以及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馆藏的中国族谱有17100种，其中收藏最多且名列前十位的有台湾省的族谱9530种、198个姓氏，江苏省的族谱1981种、206个姓氏，浙江省的族谱1495种、147个姓氏，广东省的族谱825种、124个姓氏，福建省的族谱795种、123个姓氏，安徽省的族谱602种、105个姓氏，湖南省的族谱535种、107个姓氏，山东省的族谱265种、69个姓氏，湖北省的族谱196种、76个姓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族谱185种、72个姓氏。其搜集范围之广、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上任何一家藏书机构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三是采用缩微技术收藏的中国历代方志有5009部，其中省志449部、县志4560部，数量多的前10个省是江苏省454部、河北省431部、浙江省373部、山东省361部、四川省325部、河南省318部、山西省309部、广东省275部、陕西省238部、江西省228部。四是收藏有丰富的有关北美地方史的各种文献和著述。

（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哈佛燕京图书馆创建于1928年，当时称为“汉和图书馆”，隶属于哈佛燕京学社。1965年改称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转属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列为哈佛学院图书馆（Harvard College Library）的一部分。该馆开创初期，收集范围仅限于中日文，后来增加了满文、蒙文及西文资料。1951年建立韩文部，越南部于1973年成立。目前馆藏的文献达80万册（不包括复本），其中中文馆藏有50万册。哈佛燕京图书馆是西方世界大学中规模最大的东亚研究图书馆。

该馆中文文献收藏有很多优势和特点：一是有15万册左右的古籍藏书，其中宋元刻本30种，最为珍贵的有宋刻本《洪州分宁法昌禅院遇禅师语录》、《纂图互注扬子法言》（宋刻元修本，傅增湘跋）、《大槃若波罗蜜多经》（存卷322、351、436、547），则为宋明州奉化县王公祠堂刻本，中国大陆仅残存一册；明代刻印的图书有1500部，珍本甚多，如万历刻本《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齐世子灌园记》、嘉靖刻本《玄玄棋经》等。二是收藏有罕见的《明诸名人尺牍》7集，每集1册，计7大册，共753通（其中102件仅存封无函），都是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名士如王世贞、周天球、李维桢、田艺蘅、沈鲤、吴国伦、沈时行、戚继光、谭纶等200余人致汪道昆的信札。三是禁书。清乾隆年间，为编纂《四库全书》而遭禁毁的图书达千种以上，有的被全毁，有的抽毁。哈佛燕京收藏的禁书，在美国各东亚图书馆（包括国会图书馆）中名列第一。其中明代刻本有77部，不少是稀少珍本，如《抚津疏草》、《周忠毅公奏议》、《皇明辅世编》、《注释评点古今名将录》等，而《新镌李卓吾先生增补批点皇明正续合并通纪统宗》则是存世的惟一的全帙。五是类书。现存世的类书约在400种左右，如以明刻本来作统计（不包括丛书），中国国家图书馆约为110种，台湾省“国家图书馆”约为55种，而哈佛燕京图书馆则有75种，且有10余种为其他馆所不藏。又如清雍正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现仅存13部，哈佛燕京有其一。六是丛书收藏量多。《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丛书有2800种，而哈佛燕京收藏的丛书则有1400种，约60000册。著名的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本《武英殿聚珍版书》，存世仅10部全帙，哈佛燕京就有一部。七是收藏有满文、藏文、蒙文和纳西族的图书和经文。据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的《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共著录49个图书馆的1015种满文书籍，而哈佛燕京图书馆用满文书写和汉满合璧的有300余种。不但数量大，而且种类较多、版本较好，有《易经》、《春秋》、《孙子兵法》、《二体文鉴》、《经文成语》等，应有尽有。满文书写的小说有《西厢记》、《聊斋志异》、《水浒》、《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及《金瓶梅》等。《满汉合璧西厢记》有四个版本，二刻二抄；《合璧聊斋志异》2部，均为道光年间刻本。抄本有《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此外，还有不少历史文献，如《皇册存底》、《正白旗档册》、《正黄旗蒙古头甲各佐领档册》、《宗室王公章京世袭爵秩册》、《大清雍正七政经纬度时宪书》等；纳西族的象形文的经书共598册。八是历代方志的收藏数量可观，与禁书、类书成为收藏的特色之一。其收藏的历代方志有3900部，其中原本方志为3525部，这样的数量规模与国内许多收藏方志的图书馆不相上下，比日本东京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两校收藏的包括胶卷和复制胶卷本在内的2852部方志总数还多出1048部。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国内现藏方志8343部，计119687卷，且以县志居多，共5441部，70904卷。其收藏量最多的首推北京国家图书馆为6066部，计93000卷，占全国部数及卷数总藏量的72.7％及75.5％。若将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方志藏量与国内及北京国家图书馆所收藏者作比较分析，那么该馆所藏地方志部数占国内所藏部数的46％，卷数占59％；如与北京国家图书馆比较，部数则占64％，卷数占76％。中国台湾省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大学图书馆、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等12家收藏的方志数量为4530部，若将此数量与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方志作总体比较，则可知哈佛的部数占台湾省总部数的85％，卷数则占89％，其收藏的分量和重要意义于此可见。九是新编方志和年鉴的收藏居北美第一。该馆从1982年开始收藏新编方志，有中文采购部负责此事，基本上是按照旧志收藏的体系，有一种收一种，目前通过购买、交换、赠阅等方式，共收藏了11000种左右；对中国出版的各种综合与专业年鉴，也是尽量收购，现在的收藏有3400种。这两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三）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成立于1902年，是美国研究东亚问题最早的机构之一，也是收藏东亚书籍较为丰富和开展汉学较早的图书馆之一，其强项是东亚研究，而且跨学科的研究更是他们的优势和传统，他们在历史、文学、思想史以及文化交流史等方面很有影响，中国现代的经济、贸易、金融等问题，也是他们研究和关注的重点之一。据该馆馆长阿米女士介绍，图书馆的全部藏书有815000册，其中中文藏书380000册左右，没有印刷出版的目录，目前只有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合作完成的网上在线目录可供读者和使用者查阅。日常只有一位中文图书管理员和工作人员负责中文图书的借阅和服务。由于经费、编制等客观原因，中文文献方面的专业人士严重缺乏，所以他们中文文献的整理工作相对于哈佛燕京图书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康乃尔大学华生图书馆等有一些滞后，但他们的中文文献的收藏量却有自己的优势，在北美名列前五位，在世界大学以及汉学界都很有影响。其中文文献的收藏优势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族谱、家谱的收藏丰富，哈佛燕京图书馆约150余种，还有许多未刊稿本和抄本，但该馆的数量和版本都超过哈佛燕京，名列美国第一。二是收藏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数量，位居美国第二，哈佛燕京有9个书架，国会图书馆有百种以上，但该馆有两个书架。三是收藏有数量可观的历代方志，许多版本是罕见的珍本，为别的图书馆所不藏，具有版本和文物价值，可以弥补缺藏和不足，是中国方志系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文古籍善本设有善本特藏库收藏和保护，其中不乏方志的善本。

（四）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中国本土以外中文藏书最丰富的府库之一。亚洲部（即过去的东方部）位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托马斯杰佛逊大楼。1867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出版物交换法案后，1869年6月，清朝同治帝以明清刻本10种计905册中文书籍赠送美国，此即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书籍收藏的开始。其早期的中文书籍收藏到1912年时已达到16900册。国会图书馆亚洲部成立于1928年，其首任主任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是中文典籍、地图和方志收藏的最大推动者。此后数十年间，该图书馆以购买、交换以及转让等方式，逐年增加中文书籍的收藏。目前馆藏的中文书籍有96万册，收藏范围广博，以人文及社会科学领域最为丰富，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清代及民国时期档案史料、明清时期及近代出版的方志、中国医药专书等的收藏更是其特色，在世界上很有影响，为研究者所仰慕。

国会图书馆的中文书籍馆藏，有很多罕见珍贵者，一是特藏中文善本书约2000余部，共计60000余册，大部分是明代及清初的版本，也有少数宋、金、元时期的珍本。二是收藏有公元975年刊印的一切如来佛经，这是1924年9月25日杭州西湖岸边的雷峰塔倒塌后在塔基砖洞内发现的珍贵佛经卷轴。同时这也是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年代最早的中国印刷品之一。三是《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手抄本类书，分两大部，共计22877卷，一部毁于明末战乱，另一部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大部分遭焚毁。国会图书馆现收藏有41册，是中国本土以外该典籍的最大收藏者之一。四是《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此书为中国第二大类书。第一套是公元1728年北京铜版刊印本，共有5044册；第二套是公元1884年上海活字刊印本，共有1628册。五是甘伯藏书（Gamble Collection）。是19世纪美国宾州约克郡传教士家族所藏的中文基督教书刊及西方作品中译本等。六是顾盛藏书（Cushing Collection）。是19世纪中期美国著名外交官顾盛（Caleb Cushing于1844年曾代表美国政府与清朝签订望厦条约）所藏的中文基督教书籍以及汉、满文古籍，共计237部，2500册。七是纳西族象形文字经书。这一部分藏书来自洛克博士（Joseph Francis Charles Rock,1884-1962）和罗斯福先生（Quentin Roosevelt,1919-1948）的收藏，共有3337件。八是藏文藏书。国会图书馆是世界著名的藏文书籍收藏中心之一，其藏文藏书范围从第八世纪典籍到现代出版的作品，包括宗教经文、史书、传记、传统医药、占星、图像、音符、文法、社会科学、通俗文学等均与收藏，其中以版刻精印的古西藏佛教法典及经文最具价值。九是该馆还收藏有12000种中文期刊和1200种中文报纸，包括1870年代所发行的刊物。目前该馆还定期搜集在世界各国发行的75种中文报纸及5000余种中文期刊。十是馆藏的历代方志约有4000部，共计60000余册，大部分是清代的刊印本，其中河北、山东、江苏、四川诸省的收藏特别丰富。

（五）加拿大的中文书籍与方志年鉴收藏

加拿大收藏中文古籍、方志、年鉴等文献资料的专门机构，与美国相比较，其机构的多少和藏书的规模与数量、提供使用信息资源的设施条件均不在一个发展水平和层面，但从地域分布的格局来讲，它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在许多专业机构中，相对而言，目前开展东亚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较为知名的是多伦多大学郑裕彤东亚图书馆和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多伦多大学郑裕彤东亚图书馆的最早一批中文古籍是由传教士、学者联合捐赠的。1933年，在河南传教的圣公会主教William C．White听说河南有一位学者Mu Hsueh Hsun（1880－1929）家收藏有中文古籍四万册，该主教捐出银元一万零五百元，并联合Sigmund Samuel博士、Robert Mond先生和John C．Ferguson教授买下了这批藏书。该批藏书于1935年被运到了多伦多大学，标志着多伦多大学中文藏书的开始。之后，该校又从卡内基和麦伦基金会得到了中文古籍的捐赠，丰富了藏书。1961年时，成立了东亚研究图书馆，收藏的各种中文古籍达到了60000册。第一任馆长为居雷蒙德。1987年，香港郑裕彤先生捐赠一亿五千万港元来扩建和整修东亚图书馆，改进设备，增加藏书。1991年7月，该馆遂更名为郑裕彤东亚图书馆。据该馆余梁戴光馆长介绍，他们收藏的中文古籍和方志、年鉴等文献，可以分为纸质和电子版两大类，有电子目录在网站上供使用者参阅和检索，并设有专门的保存善本文献的书库。目前在特藏善本库收藏的珍本方志有50多种，主要是清代的刻本；馆藏的数量较为齐全的方志是台湾省成文书局再版的历代方志，中国大陆出版的新编方志也有收藏，数量不多，不成系统，没有整理出目录，而是按照历代方志的分类收藏在一起；年鉴的收藏有一些，从目录看主要有中国字头、世界字头、省级和地市级年鉴，县级年鉴少有收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主办的《中国地方志年鉴》也在收藏之列。但总的来说，其种类和数量不多，缺藏很多，其原因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需要有关。电子版中文古籍收藏主要有《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台湾文献丛刊（含台湾省古籍）》等，还购买了清华大学同方的《中国期刊数据库》、中国超星公司数字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数据库以及《人民日报》（1946－2004）的电子版，以为教学和研究服务。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也是加拿大乃至北美收藏中文古籍、方志年鉴较有名的中心之一。据该馆袁家瑜馆长介绍，他们中文文献的收藏过去是由研究东亚问题的项目主持人的兴趣和方向确定的，所以在收藏方面有自己的特色，但也造成收藏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对中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是很重视的，有电子目录在网站上，供使用者查阅和检索，但由于经费短缺和专业人员不足等原因，其收藏的重点集中在教学和研究急需的方面，仅有的人员忙于应付日常工作，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对过去收藏的古籍文献进行整理和加强保护，从而使得很多具有价值的中文文献长期堆放在书库中，既不利于保护，使用起来也不方便，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在考察该馆书库时看到，该馆珍藏的方志数量不少，可以说目前影印出版的历代方志都有收藏，其分类采用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裘开明馆长所建立的“裘式分类法”，有关的方志文献相对集中，给使用者一目了然之感。他们对中国新编方志和出版的各种专业和综合年鉴的收藏也有浓厚的兴趣，有许多书架的存书，可以供研究者使用。在中文古籍的收藏方面为其他图书馆同行羡慕的是，该馆的蒲坂藏书，堪称是北美最有价值和特色的中文藏书之一。该书原为澳门的姚钧石所收藏，计有线装古籍3200种、45000余册，多半为广东著名的南州书楼的旧藏。从内容看，有儒家典籍，半数为文学理论和音韵学著作；历史类中有广东省56个地区的方志，版本和价值极为珍贵；在别集类中，有唐代诗人杜甫的著作50种、清人的作品800种；丛书类中，有多种罕见的书籍，为其他图书馆和中国国内的各馆所不常见，种类较全，版本罕见，有宋代的抄本1种，明清的版本以及五色至七色的套印本有1500种；别集类中，有明至清初的刊本150种，是颇有规模和自成体系的藏书单元，也是研究中文藏书史和版本学极有参考价值的实物。该藏书于1959年由姜纳博士捐款购入的。 

二、中文古籍和方志资源开发应用情况

通过考察座谈和交流，我们对北美藏书机构及图书馆，在方志和中文古籍管理保护、阅读服务和资源共享与开发应用等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有了切身的感受和体会，他们持之以恒服务于社会的理念，很值得学习借鉴。

第一是管理保护意识强。在方志和中文古籍的管理与保护方面，都有专人专库负责此项工作，对珍贵的善本采取了特殊的管理与保护措施，辟有特藏书库予以重点保护；对于一些年代久远、具有特别版本和文物价值、不能借阅原本的方志文献等，正在进行扫描，制成数字化产品后再提供读者使用。每个图书馆都有网上目录或纸质目录供使用者查阅和检索。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共150多万字，对1433种中文善本（其中地方志善本61种）的书名卷册、版式行款、全书要旨、著者生平、特点源流、题跋牌记、刻工书铺、递藏钤印以及海内外收藏馆名，均有载记；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撰成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共98字，对馆藏的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的刻印本及稿、钞、校本，共800余种、11000余册中文古籍善本（其中地方志的善本60种）作了著录，对每一部书的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册数、行款、版框高广、牌记（含封面）、刻工、写工、原书序跋、著者仕履、内容提要、版本考订、收藏或经眼者批校题跋、收藏概况、钤印诸项等均有载记，非常便于使用。许多图书馆都施行开架服务，借阅者办理有关手续后，可以直接进入书库，查阅自己需要的书籍。如果要复印有关的内容和一些整本的书籍，除了特藏的善本、罕见的孤本以外，征得图书馆的同意，只收取复印费用；有的善本书籍，使用者确实用于研究而非谋利的，图书馆代为扫描和制成缩微胶片后提供，并且只收取成本制作费用。

第二是周到服务意识强。在提供服务方面，一是其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导读材料的细致程度、人性化的阅读环境和设备等是一般的机构所不及的。如犹他家谱图书馆每天有125位全职和兼职的专业人员可随时回答问题，指导查询自己家族的根源；馆内的所有家谱资料免费提供查阅者使用，有详尽的导读材料来帮助查阅者如何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料；浏览其网站可以查询世界各地家谱中心的地址和电话；位于犹他的家谱图书馆每天有202台电脑、509部缩微阅读机、36部缩微平片阅读机、28部缩微胶卷及缩微平片影印机、4部缩微胶卷扫描机、15部一般影印机和396个靠桌的座位提供服务和借阅。二是服务范围广。如哈佛燕京图书馆不仅为哈佛校内的燕京学社、费正清研究中心、东亚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以及全校师生服务，还配合美国教育部的接待计划，为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服务。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先生说过：“燕京图书馆最大的特点是为大众服务的机构，所有的馆藏都公诸于世，供校内外研究人员、专家、学者查阅，这非常难得。”许多到过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人都一致认为，在这里查阅文献，非常方便，其咨询、检索、服务、复制全部到位，可以迅速获得所需要的资料。

第三是资源开发意识强。在方志和中文古籍的开发应用方面，重视网络化和数字化建设，许多机构都制定了特藏善本的“再造”工作计划，正在逐步启动和实施中。如国会图书馆拟定了馆藏地方志和中文典籍的整理和数字化的计划，准备将馆藏的价值较高的地方志都作数字化处理，然后照原貌印制，既为保护文本书籍，也为数据库建设和网上借阅使用作准备。目前已完成地方志善本21种的扫描，而且聘请对地方志有研究的专家学者为每一本撰写了题跋，重点介绍该志的版本、史料价值、纂修者以及史观等内容；哈佛燕京图书馆已制定五年计划，正在将1928年到1989年的编目书刊转为电子目录，力求达到采编和流通自动化的目的；犹他家谱学会历来重视缩微胶卷的使用和保护，鉴于缩微胶卷经由反复的借阅和归还，时间久了都会有所损坏，所以对搜集制成的家谱资料胶卷，均复制一份储藏在专门建造的一年四季保持恒温恒湿的花岗岩山纪录库。适应现代科技发展和借阅使用的需要，他们采用新的软件一方面对过去已有的缩微胶卷进行数字化的处理工作，另一方面动用200部摄影机在45个国家拍摄缩微胶卷纪录，已在110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拍摄纪录。还通过网络技术，将家谱学会数据库拥有的家谱资料提供给88个国家、4000多个家谱中心网上阅读和使用；在借阅方面，累计家谱中心每个月借出和收回的缩微胶卷约有10000卷。目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分馆地方志及家谱阅览室、上海图书馆家谱阅览室和香港家谱中心可以借阅使用犹他家谱学会收藏的家谱资料的缩微胶卷。

第四是信息共享意识强。加强馆际与地区合作，为使用者提供便捷服务，是北美在方志和中文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方面的突出特点，这已成为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从2000年开始，北美各大图书馆都加入了“北美网上在线目录”工程，有的图书馆在网上公布了特藏方志和善本古籍的目录，有的公布了馆藏的所有方志和中文古籍的目录，如普林斯顿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公布了全部藏书目录。截至2001年12月31日，已经完成特藏地方志和中文善本目录，登录网上在线、标出藏书数量的图书馆有纽约公共图书馆（121种）、阿尔伯特大学图书馆（25种）、夏威夷大学图书馆（1种）、南加州大学图书馆（53种）、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10种）、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32种）、匹兹堡大学图书馆（13种）、Freer／Sackler Gallery艺术收藏馆（62种）、多伦多大学图书馆（535种）、斯坦福大学图书馆（58种）、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1085种）、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1110种）、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2137种）；正在进行尚未完成特藏方志和中文善本书目的有哈佛燕京图书馆（1430种）、国会图书馆（201种）、芝加哥大学图书馆（327种）、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19种）。这些方志和中文善本目录放在网上在线后，使用者可以随时随地在网上查阅有关信息，快捷又省时。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将收藏的纳西族文书经过整理和数字化后，设立了纳西网站，提供专家和学者查阅、参考和研究使用。多伦多大学郑裕彤东亚图书馆，正在抓紧进行的古籍文献数据化工作，也是为教学和研究者共享其资料资源服务的。

三、收获与感受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地方志系统的领导和专家赴北美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了解他们收藏历代方志、新编方志、年鉴以及开发应用这些信息资源的有关情况，同时学习他们在收藏保护、提供服务等方面的理念和好的做法。通过考察交流和座谈学习，查阅有关的藏书目录和资料，我们不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其基本概貌和轮廓有了了解，而且对他们正在进行的网络和数据化建设的最新进展也有了亲身感受，总的说收获很大，超乎想象，第一次组团就有这样一个好的开端，对今后开展工作非常有利。主要收获是：

第一是对收藏情况有了大概了解。一是对藏书机构的具体情况有了粗略感受。在北美，收藏东亚藏书而具规模和较为著名的图书馆，除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外，有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密西根大学亚洲图书馆、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南加州大学图书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匹兹堡大学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多伦多大学郑裕彤东亚图书馆、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等。二是对他们的藏书数量有了基本了解，心中有了底。收藏东亚书籍最多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中文书籍96万余册；其次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有92万册，其中中文藏书有50万册；再次是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等。三是对各自的藏书特点有所了解。北美众多图书馆收藏中国方志和中文典籍有两个特点：中国历代方志、地方文献和与方志内容有关的古籍的收藏具有悠久传统；新编地方志、年鉴、地情著述，以及现代出版的各种中文书籍和期刊等的收藏，在许多方面超过国内相关机构。如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禁书在北美是第一位的；收藏的新编方志和年鉴数量在北美是最多的；馆藏的中文历代抄本（含稿本）更是北美第一，如《永乐大典》明嘉靖写本就有两本，而上海图书馆仅有1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藏的族谱宗谱居北美第一。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历代方志数量在北美是第一。犹他家谱图书馆以收藏家谱闻名于全世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以拥有蒲坂藏书而著称。其收藏形成了各有千秋，自成体系，相辅相成，不可替代的多元分布格局。

第二是对收藏历史有了大概轮廓。北美的方志和中文古籍的收藏起步较晚，始于19世纪中期。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收藏是从1869年6月开始的，到1912年时，其中文藏书就达到了16900册。哈佛大学设立的中文讲座始于1879年，该校图书馆是从这时开始收集中文图书，数量不多、范围也仅限于有关传统汉学中的中、日文书刊，后来增加了满、蒙及西文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佛大学增设研究近代、现代中国、日本、韩国的精深课程，为适应此需要，开始大力采购有关近代与当代的各种图书资料。犹他家谱学会从1894年成立后，就开始筹备组建家谱图书馆，提供有关家谱及家谱研究的资料，将收集家谱纪录作为主要工作来抓。到1937年有关的藏书就达到了19000本；1985年时，其馆藏的书籍有160000卷，拥有的缩微胶卷家谱纪录有1500000卷。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成立于1902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郑裕彤东亚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始于1935年，历史均不悠久，但很快就成了在北美乃至全世界都著名的汉学、有关中文典籍和方志文献的收藏研究中心，享誉海内外。

北美之所以能够在当今成为海外中国汉学研究的重镇，之所以能够收藏保存如此丰富的中国历代方志和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中文古籍，与早期汉学开拓者苦心经营是息息相关的。如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即今亚洲部）的首任主任恒慕义是该馆方志和中文典籍收藏的最大推动者，从1928年他担任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到1954年退休的27年间，基本奠定了国会作为北美最大地方志收藏者和汉学研究中心的地位。他的贡献：一是丰富了国会图书馆地图部的收藏品。1930年，国会图书馆地图部获得第一批恒慕义的中国古地图的收藏品。二是极力推动中国历代方志的搜购工作。他以自己的影响力和远见卓识，派专人或行家，利用到中国的机会收购志书。国会图书馆如今能有4000多部历代方志的收藏，与他的积极倡导和后来者的不断收藏分不开。三是从中国邀请目录和版本方面的专家来馆整理及鉴定收藏的方志书和中文典籍。 1938年聘请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目主任吴光清整理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邀请上海商务书馆东方图书馆(涵芬楼)工作的徐亮来美帮忙；其他方志专家如朱士嘉、王重民、袁同礼等都先后对国会图书馆地方志的整理编目作出过重要贡献。朱士嘉编《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1942》，收录方志2939种；王重民编《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收录善本1777种，撰写成方志提要1600多篇；1949年，恒慕义邀请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校订《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1957年出版。同年，袁同礼正式加入国会图书馆工作，至1965年退休为止。

具有70多年历史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堪称亚洲以外的世界上最著名的东亚图书馆之一，馆藏的方志和中文书籍极其丰富，在全美居第二，仅次于国会图书馆。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有这样丰富珍贵的藏书，有这么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三任知识渊博的华裔馆长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一脉相承，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推进中文古籍的收藏和汉学研究的发展。第一任馆长裘开明先生，浙江镇海人， 1924年赴美，在纽约读图书馆学。1928年燕京学社图书馆刚成立，任第一任馆长。他的贡献一是由他创建立裘式图书分类法和首创的将罗马拼音编入卡片的方法，一直为北美各东亚图书馆所采用；二是现今燕京图书馆的明清人文集、大部头丛书、各省地方志、各种经史著作，大都是在他任内奠定的基础。第二任馆长吴文津先生，四川成都人，曾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副馆长。1965年任燕京图书馆馆长，直至1997年。他十分重视中国近代、现代资料的搜集，将中文文献的搜集范围扩充到社会科学领域，使整个馆藏增加了一倍。第三任馆长郑炯文先生，出生于广东恩平县。197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版本和方志专家钱存训先生。他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12年。1986年，又受聘到美国的另一个收藏中文典籍和地方志的洛杉矶加州东亚图书馆当了12年馆长。1998年5月受聘于哈佛燕京图书馆任馆长。郑先生继承前两任馆长弘扬汉学的优良传统，不断开拓进取，在增加馆藏中文图书以及文献资料的数量、提高藏书的质量和实现馆藏中文古籍、地方志的数据化与资源的共享和办公服务自动化方面正在奉献才智。

应当指出的是，过去中国的版本学家、地方志专家为北美中文古籍和方志的收藏和汉学的发展以及有关专门人才的培养方面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北美收藏方志和中文古籍以及从事汉学的研究机构，仍然延续着以往的传统和做法，几乎百分之80％以上的机构和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或从事这方面工作的骨干力量是华裔或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的学者和有关专业人士。从1949年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大陆与北美之间的地方志与中文典籍的正常交流被迫中断或不够畅通，但港澳台与北美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关系却始终未有中断，一直延续着。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北美之间业已形成的文化联系和汉学研究的协作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不仅图书的交换和馆藏资源的共享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且专业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更加频繁和密切。

第三是对收藏渠道有了初步了解。北美收藏中国历代方志、文献古籍的专门机构和大学图书馆，可分三种类型：一是政府背景的，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二是教会背景的，如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创办的犹他家谱学会的家谱图书馆；三是大学背景的，如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等。但他们在收藏中文典籍方面，却有相同之处，概而言之，主要是通过捐赠、购买、交换、转让、缩微以及数字化等渠道和方式获得并积累的。一是捐赠者，既有政府，又有传教士和基金会；既有外国籍的著名汉学家，又有中国籍的华裔学者和友好人士。如国会馆藏的最早中文书籍是1868年清朝“同治皇帝赠书”。主要有经学、性理、医书、农书、算术、类书等，共905卷。1904年，柏克莱加州大学为美国西部“中国研究”的重镇，庋藏汉籍的历史源远流长。1886年，著名英籍汉学家傅兰雅执教于此，将其在华所搜集的2000余种明清刻本悉数捐赠予柏克莱，遂开本校收藏中文文献之先河。20世纪初，华人学者江亢虎继傅氏之后任教柏克莱，也将个人收藏的1000余种中文古籍全部捐赠给柏克莱，为该校于1947年正式成立东亚图书馆打下了基础。二是舍得花本钱，通过各种渠道，下大力气搜购方志和中文古籍。不但每年有专款作保障，而且有专门的人负责此项工作。从开始这项工作直到今天，在版本的鉴别、价值的认定以及小批量和整批藏书的收藏方面，中国的版本专家、藏书家、著名图书馆、汉学家以及有关的研究者扮演着重要角色。如20世纪初，在美国农业部工作的专门研究柑橘的施永格，他利用来远东考察柑橘的机会，从广东、上海、北平等地书商的手中，为国会图书馆购买省、府地方志共413种。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替他长期在中国收购地方志，两人之间有书信往来，也交换版本的收藏和地方志的鉴定。国会图书馆1933年入藏山东高鸿裁收山东地方志118种，也是经原任职清华大学图书馆，曾在国会图书馆担任编目工作的王文山的中介才得以实现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建立后，首任馆长裘开明先生为了收藏版本较好的方志和珍贵的中文古籍，直接派人或亲自到北平、成都、上海、杭州各地找书商直接采购古籍。三是委托行家代为收购。北平燕京大学的洪业（煨莲）教授及该校图书馆的顾廷龙（起潜）先生，曾受哈佛燕京图书馆裘先生之托，在北平书肆代为选购中国地方志和古籍多年，获得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好本子。现今燕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和方志，大都是那一时期收藏的。四是1949年后，收藏渠道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主要靠国内的渠道获得，此后由于无法从中国大陆购买地方志和古籍的刻本，于是将从台湾省、港澳或东亚日本等地藏中国古籍作为收购的主要目标及渠道，购进一些复印本和缩微胶卷，空间有限，选择的余地不大，但还是有收获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前。现在北美购买中国书籍的领域和范围，已涉及各个学科和方面，尽管如此，但是收藏地方志和古籍的初衷，却始终未有改变，对海内外出版的有收藏价值的各种版本的地方志和中文古籍，不论价格多么不菲，都是无一遗漏地予以采购。

第四是对收藏价值有了初步认识。从1869年清政府赠送美国政府中文图书到2006年的130多年间，北美公共机构和各大学东亚或亚洲图书馆收藏的方志和中文古籍，无论是从总量、种类还是版本的价值而论，与国内旗鼓相当，不相上下，甚至不少古籍、方志的版本为北美所藏而国内阙存。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古籍善本、珍本多，可以弥补中文古籍版本的阙如。如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古籍，有宋、元、明刻本1433部，清初至乾隆年间刻本2000余部，抄本（含稿本）1200部，原版方志3525部，丛书1400种，拓片500余种，法帖（丛帖）36种，其中多为宋代到现代的各种刻本，也有唐代经书生写的经卷，明代的抄本，清代学者的手稿，彩色的套版书，五色套印本，明代的铜活字本、清代的木活字本等，有学者研究后指出，该馆所藏宋元明三代所刻的善本书中，约有180种是中国和台湾省所未藏的，有重要的版本学的意义。再如，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成立后，购得日本著名的“三井文库”的全部收藏（中、日、韩文书籍10余万种），其中包括宋、元、明、清善本多种，如曾经20世纪初江南著名藏书楼嘉业堂收藏的刻本和稿、钞、校本，均属难得一见的珍品。据统计，该馆所藏中文古籍共4000余种，多为1911年以前的刻本及写本，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的刻印本及稿、钞、校本，共有800余种、11000册。其中较为重要者，有宋刻本22种（含佛经16种），元刻本16种（含佛经8种），宋金粟山《大藏经》写本1种，明抄本5种，清代名家稿本12种，名家批校题跋本8种。由2种宋刻本配补而成的《后村居士集》、未经明代修版的元刻本《周易兼义》、元至正丙申翠严精舍刻本《大广益会玉篇》、明万历原刻《方氏墨谱》初印本、明万历46年臧氏雕虫馆刻《玉茗新词四种》初印本、清钱谦益手稿本《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抄》、清周亮工抄本《金石古文》、清吴氏拜经楼抄本《十三经历代名文钞》、清张惠言手稿本《茗柯文编》，以及文源阁《四库全书》写本《宋百家诗存》、《居易录》等，皆属罕见珍本。此外，该馆藏清代著名学者翁方刚的经部著述手稿5种，均有刘氏嘉业堂收藏印记，却不见于《嘉业堂善本书志》及《嘉业堂抄校本目录》，颇足引人关注。二是方志善本、孤本多，可以弥补海内方志缺藏和版本的残缺。如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地方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上乘。其收藏最大的部分为县志，有2911部，占馆藏方志数量的75％。此外还有通志150部，府志343部，州志302部，乡土志57部，道志、厅志、市镇志、关志等95部。收藏最多者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苏及浙江各省；最少者为吉林、青海及新疆。其中江苏省为352部，河北省为345部。以浙江省来说，全省共存地方志599部。现浙江省图书馆藏有370部，而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竟有300之多。从收藏的版本价值论，有明代刻本28部，较美国国会图书馆多，其重要者有《山阴县志》、《昆山县志》、《常熟县志》、《武定州志》、《太原县志》、《华阴县志》、《汶上县志》等。其中《吴江县志》及《广西通志》，国内各存2部。而万历《潞城县志》、崇祯《江阴县志》则是存世的孤本。在该馆众多的历代方志中，清代乾隆以前所刻的方志就有625部，世间难得的刻本有康熙《常熟县志》，清翁同龢专有批点，国内罕见。此外，该馆收藏的方志有2400种可以弥补《中国地方志集成》的残缺；国会图书馆有402种方志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省所不藏的，其价值不言自明。三是收藏的很多古地图，为海内所不见。如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经恒慕义之手，地图部先后共获得了85幅刻印本和绘本中国古地图，这些地图的跨越时间从明代到19世纪，其中包括军事地图、交通图、陵墓图、航海图以及中国总图和分区图。种类有木刻折迭装带有图题《遐览指掌》的明代舆图集；一幅1 7世纪绘在绢上的长卷地图，图中描绘了清代四个重要的边疆地区的地形，其中包括清朝军队与俄罗斯军队在阿穆尔河(黑龙江)地区发生的冲突；还有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于1674年在北京绘制由8幅挂轴组成的世界地图；大约在1705年前后绘制的《万里海防图》，由11幅地图折迭裱成长5 1英尺的长卷，描绘了从海南岛到山东半岛的军事防御情况。该馆的古地图收藏，在地理学研究上，被公认为具有很高的价值。四是北美丰富的中文古籍与方志年鉴收藏，为文献、版本、方志、年鉴和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也为北美汉学的发展和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

（引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网站，本报告汇总考察团成员意见后，由王熹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