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国地方志事业进入法制化轨道。值此《条例》颁布五周年之际，组编了这期独家报道《地方志——留住身边的历史》，谨以为贺。

      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就在十几年前，记者还在曾是纵横交错的胡同间奔跑嬉戏，在可以休闲信步的四合院里打核桃、养金鱼。在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记者偶然看到《北京胡同志》，便迫不及待地寻找那条逝去的胡同。

    “前百户胡同，位于二龙路地区西南部。呈弧形走向，东南起自新文化街，西北至笔管胡同。全长320米，均宽6米。原地处金中都崇智关，建有唐薛仁贵祠。薛仁贵曾首任安东都护，白衣征战，时称虎将，故祠前有白石虎，祠亦俗称白虎神庙，简称白虎庙。明代地入北京内城，形成街巷，遂称白虎庙街。清代白虎谐音演为百户，并派生出前百户庙与后百户庙。此胡同在南，故称前百户庙。1965年改称前百户胡同。1990—2003年拆除，建长安兴业大厦。”不到200字的描述，将记者的记忆瞬时带回少年时光，那时父亲只是习惯性地把我们住的地方称作“前百户庙”，并未多加解释，没想到竟在这里找到了由来。

这便是地方志的魅力，寥寥数字，记录的却是身边稍纵即逝的历史。

     方志见证历史

     比如菜户营村，清朝时负责给皇帝种菜，村名由此而来，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村的村民还一直以种菜为生。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企业特别是丽泽商业区的兴建，农田越来越少，农民纷纷“上楼”，村子名存实亡。

北京西南的卢沟桥乡因卢沟桥而闻名，虽然被称作“乡”，但从地理位置来看跨越北京二环至四环，如今正经算是城里。2000年开始撤村建居，2007年村子几乎拆完了。这时乡政府才意识到有责任记录和抢救卢沟桥乡的历史，开始要求20个村修村志。通过两年多的努力，2008年村志全部完成。2009年底，在村志的基础上开始编修乡志。

“通过修志，很多村子的历史逐渐浮现在我们面前”，卢沟桥乡人大副主席李红霞向记者娓娓道来，“比如菜户营村，清朝时负责给皇帝种菜，村名由此而来，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村的村民还一直以种菜为生。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企业特别是丽泽商业区的兴建，农田越来越少，农民纷纷‘上楼’，村子名存实亡。菜户营村的变迁是整个卢沟桥乡变迁的缩影：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办企业的兴建，从以种菜为生到西客站、批发市场附近租赁产业的兴盛，从低端产业逐渐消亡到流动人口的增加，从城乡结合部的改造到丽泽商务圈周围的服务业和卢沟桥附近文化产业的发展。地方志记录下了北京乡村城市化的进程，也记录下了每个人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同样闻名的还有地处北京西北的中关村，2004年进行修志动员，2008年志书已经出版。王锦是现任中关村志办公室主任，讲起中关村的历史，她滔滔不绝：“从1988年成立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第一家民营企业入驻，到‘两通两海’（中关村的四家元老级科技企业‘四通’、‘信通’、‘京海’、‘科海’——记者注）称霸，再到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中关村志》着重记录了这个地区机制体制改革的历史。”

王宋文是北京市海淀区志办原副主任，他在修志过程中破解了不少历史谜团：“比如在海淀区建制沿革的问题上，1949年7月，北京市政府文件记载：十七区、十八区两区合并，与十六区一部分及昌平县5个村共同组建海淀区。然而文件中错将西北旺村下的自然村傅家窑村作为5个村之一列出，而遗漏了如今非常著名的行政村上地村。这个错误就随着一次次照抄文件而讹传下来，直到修志考证时才发现。”

而最不能令王宋文忘怀的则是通过修志发现的日本侵华时期的屠杀事件。“在进行‘抗战时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中，我们在记录口述史时意外听到这个事件，经过继续调查，通过多位亲历者的讲述，还原了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在海淀镇，因发现村里的中国军人手中藏有武器，日本军队将其杀害，又继续追踪，在今天黄庄地区、农科院附近屠杀警察和农民共达七八十人。通过这个线索我们又查找档案，发现档案有零星记录。我们整合所有资料，将断断续续的记载连接起来，最终还原了整个事件。”

     志书是这样修成的

     当一部部精美的志书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很少有人会问，这一份份数据和资料是怎样收集来的。

当一部部精美的志书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很少有人会问，这一份份数据和资料是怎样收集来的。为了解方志编修过程中最微观的工作状态，记者来到致公党海淀区委，他们负责纂修《海淀区志》中的致公党部分，主笔刘雁雁向记者介绍了修志的过程。

    “首先是篇目设置”，快言快语的刘雁雁很快进入主题，“志书篇目就像施工的蓝图，是志书谋篇布局的框架，也是收集资料的提纲，志书编纂前首先要打好框架。志书篇目要遵循事以类聚、横排门类的原则。第二轮修志中，由于社会各项事业的丰富和发展，要对首轮志书相关篇目重新设置，更加客观、完整、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

“然后是收集资料。先按照篇目拟定的各篇、章、节、目的内容提纲，收集档案、报刊、文献、回忆录和口碑、实物等资料。之后制作资料卡片，我们将从各单位收集上来的历史情况介绍，结合档案资料进行整理、编卷，据此制作资料卡片。卡片一事一张，包括时间、地点、活动经过、情况、记录出处等内容。制作资料卡片的好处一方面是方便查阅，另一方面是保证重要事件不漏项。根据卡片，我们再编写大事记和资料长编，通过对所收集资料的考证和整理，竖写各章、节、目，最后形成1万字左右的志书文字。”

这就是一个基层修志机构的工作流程。虽然各级修志机构特点不同，具体修志环节也有差异，但志书背后付出的辛苦却由此可见一斑。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修志人都提到了口述史的重要性。李红霞回忆修乡志的过程时说道：“我们的资料来源除了在市志、区志和档案里查阅乡档案就是靠当事人口述，只要曾经在乡里任过职的老同志，不管现在到了哪里我们都追踪采访和录音，最小的也已经70岁了。有时我们请来几位某一领域的主管干部，坐在一起互相启发，共同回忆。”王锦也有同感：“修志离不开老同志，档案留下的是结果性资料，我们需要过程，而过程必须靠当事人回忆。很多当年的中关村创业者已经离世，我们追踪到他们的亲人，获取第一手资料。”

     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铁鹏告诉记者，他们修志时很重视实地调研。“编修《建筑志》时，一位老编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历史和现代建筑之间，亲自用尺子丈量。编修《美术志》时，一位老学者怀疑稿子里的两幅画的作者标错了位置，就亲自跑去找到原作，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北京名人故居志》图文并茂，不进入故居很难得到图片，我们的修志人想尽各种办法进入故居拍摄图片。”

     方志藏身何处

     国图方志馆和古籍馆一同设在北京文津街7号的“老北图”，与北海相连，无论风景还是建筑、装潢都古色古香，身处其中，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油然而生。

持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流传至今的旧方志浩如烟海，仅中国大陆至今尚存的各类志书就有近万种之多，占中国现有古籍的十分之一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又编纂出版了近6000部省、市、县三级新方志以及数千部行业志、部门志、乡镇志、名山大川志等。这些中国文化的瑰宝如今藏身何处呢？

     记者首先来到国家图书馆方志馆。国图方志馆和古籍馆一同设在北京文津街7号的“老北图”，与北海相连，无论风景还是建筑、装潢都古色古香，身处其中，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油然而生。馆藏方志被分为新方志和旧方志两类存放，1949年10月1日以后出版的新方志以及部分古代方志的影印本藏在临琼楼内，读者可以闭架阅览。记者来到阅览室时没有读者，遂与几位图书管理员攀谈起来：“这里平时读者很少吗？”“也不一定，有时候可以坐满。”管理员特意查阅了记录，“去年开馆半年，读者总数3700人次，12800流通册次。”“主要是哪些读者来这里阅读方志呢？”“学生写论文、学者搞研究用到方志的比较多。”

随后记者又转到主楼“文津楼”，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方志藏在这座楼里的地方志家谱阅览室。阅览室乍看上去很小，也不见一部方志，原来为了保护古籍，方志都被藏在地下了，读者报出书名或需求后，由管理员到地下室去取。管理员郑先生向记者解释：“其实大部分旧志已经数字化了，登陆国图网站便可以免费阅览，有文字版也有图片版，这样即使要比对原书原文也可以坐在家里完成。因此我们这里只提供尚未数字化的旧方志的借阅。”

      另一家方志收藏大户则是以收藏新志见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地方志收藏中心。古籍特藏部主任赵嘉朱在百忙之中接待了记者，带领记者走遍了中心几乎每一个书架。一边走一边看，赵嘉朱不时停下脚步，兴奋地从书架上取下一部部志书向记者如数家珍般地讲解，脸上洋溢着骄傲和幸福的喜悦。这也难怪，从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批成立地方志收藏中心开始，赵嘉朱就在这里工作，从零开始收集志书。如今，中心藏有新方志近36000种，占全部已出版志书的62%左右，在新志书收藏方面全世界首屈一指。

     “我们这里实行开架阅览”，赵嘉朱介绍，“经过对读者使用习惯的研究，我们并没有按照国家图书分类法，而是按照区域排架，在编目上也做了很多创新，比如为地名中的多音字作注，根据志书特点做了更多的链接等等。”

      参观收藏中心时，形形色色的行业志给记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煤炭、电力、钢铁领域的志书我们几乎都收集全了，这要归功于我们身后强大的智囊团”，赵嘉朱露出得意的笑容，“专家们从一开始就建议我们把重点放在收集行业志、部门志上。”

     方志虽然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产物，却早已和其他中国文化瑰宝一样漂洋过海，散落于世界各处。据现有的统计，我国台湾地区各大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地方志书，此外，日、美、英、法、意、德、比、荷、韩、瑞典、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都藏有中国方志，其中日本是当今海外收藏地方志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日本所藏中国地方志达4000余种，其中有不少是中国国内见不到的孤本、国内残缺不全的足本或稀见版本。美国国会图书馆是中国本土以外中文藏书最丰富的府库，馆藏的中国历代地方志约有4000部，共计60000余册，大部分是清代的刊印本。（原载2011年5月3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潇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