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瑞  明

    在我国古代史籍中，描写活动家在历史上的各种人物传记，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人物传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史志中记载人物就成了定例。“二十四史”大部分是记述人物的传记，被称为“记传体”。司马迁的《史记》全书130篇，人物传记就占了112篇。而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12卷，就有7卷为人物志。古往今来，地方志中的人物被誉为“志中之志”、“书中之髓”。明清共修通志9次，人物志均占很大比例，清嘉庆《四川通志》224卷，人物志占去40卷。历朝历代各地所修之省、府、州、县以致乡、镇诸志都必载人物，并成为传统，代代相承。

当代新方志也继承了这个传统，所有已出版志书几乎都设有专志、专篇或章记载人物。《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还设有专条规定记载人物诸事，足见“方志必载人物”的传统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到发扬。就一部省志来说，人物志大约应占全志十分之一的比例。如何编好人物志成为续修志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通过对人物的描写反映一地的历史面貌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战国策》等历史著作中的不少篇章内，就写出了相当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如《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召公谏厉王止谤》（《国语》）等。但这些篇章偏重于历史事件的叙述，不是以人物为中心进行描写，还不能成为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传记正式成篇，是在西汉中叶的武帝时期。司马迁的创作活动，使人物传记走向成熟。其巨著《史记》既继承了先秦散文叙事简明，文笔生动的特点，又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创造了“纪”、“传”的体裁，以人物为中心记述历史，其中不少优秀的“本纪”和“列传”受后代作家们推崇，也成为我们今天书写方志《人物志》模仿的典范。

    地方志是一地历史和现状的真实记录，人物传的意义不只在于写好某一个著名人物，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记载这个人物而展现一地的历史面貌，即通过对传主重要思想、行为、心态、语言、历史活动，透视那个时代的历史和风貌。任何著名人物的活动、功过、升降沉浮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在人物传中展现该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以及环境状况，对写好人物志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撰写人物传之前必须熟悉该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

    由于每一类人物的产生都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特点，所以我们反映一类人物也是在弘扬一地的先进历史文化。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总会有适应该时代发展的名人出现。就四川而言，近代政治、军事史上，就有为“戊戌变法”献身的刘光第、杨锐，民主革命运动先驱邹容、彭家珍、喻培伦；为创建早期党团组织作出重要贡献的赵世炎、王右木、吴玉章、刘伯坚；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在文化领域，有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经学家廖平，反孔非儒斗士吴虞，文化巨匠郭沫若，国画大师张大千，著名作家沙汀、艾芜、巴金等人。在经济领域，有王三畏堂、李四有堂等盐业世家等。各个时期不同领域内名人的不断涌现，一方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另一方面，体现着时代造就先进人物的必然规律。而这些先进人物，正好代表着一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书写他们，就是宣扬当地的先进历史文化。

    续修人物志尤其要注意通过人物的描写来反映当地的历史面貌。在写党史人物时，要反映当时人心的向背，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革命处于高潮还是低潮，还要反映出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执行情况怎样等等。这样，才显得我们所选的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党的战斗整体中的一个细胞，是一部党史里面的一个人物。写一名学者，不仅要写他对其所从事的学术的特殊贡献，同时又要反映该学术当时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及地位、影响。即把这个人物放在整个学术史中去反映，把这个人物看作当时学术领域中的一个细胞。写一名企业家，既要写他对该企业的创造发明和突出贡献，还要反映当时的经济状况和该企业当时在我国的地位及影响，因为我们所反映的企业家只是整个经济大潮中的一个代表或典型而已。

    二、做到历史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就古典历史人物传记的文学性而言，二十四史中“前四史”写得最为成功。自南北朝以后正史的文学价值开始减弱，赵宋以后史书的文学价值更差。因为越到后代，封建统治者对修史一事看得越重，控制得越严，史书的官修性质越明显、越正式，就越限制了作者才能的发挥，限制了他们对史料的自由选择和处理。“为王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等清规戒律很多，严重地束缚了修史者的独立思考和写作。司马迁思想中具有不少民主性的因素，在写史的问题上，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些使他的作品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且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班固《汉书》的官修性质虽比《史记》强，但大部分篇章是在班固任兰台令史之前写就的；陈寿《三国志》也是他在入晋之前就作了充分的准备；而范晔的《后汉书》则是在他贬官宣城太守时撰写的。“前四史”几乎纯属私家著述，官方色彩很淡薄。故它们的成功，除了作者本人思想艺术水平的发挥外，都是避开了封建统治者干扰，这一点在以后的正史中就很难了。

    一篇成功的人物传，应该是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既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又要突出人物的个性，写作手法要灵活，语言要丰富。通过对人物外形的勾画，通过对人物思维方法、行为方式、精神气质的记述以及对语言和行动细节的点染，来烘托出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地方志的功用是资政、教育和存史，但没有生动的语言和形象描写，不可能把一个人物写活。如果写得像悼词或履历表，就没有人想去读。要使一篇人物传记读起来鲜活而具有吸引力，必须是历史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但是，地方志中的人物传又要与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区别开来。小说塑造的是典型人物，而我们写人物志却不是像写小说一样去塑造一个典型人物，并不是由作者自己对一个人先设想一个典型的形象，然后再选择资料，确定取舍，如果资料不够，还可以编造一些资料来加以补充，这是我们写人物传的一大忌讳。地方志最忌讳的就是想当然，每一句话都必须是有依据的。反过来，人物志如果写好了，也可以成为一部文学作品，只是我们写人物志的出发点和要求与文学传记不同罢了。我们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写的，既要反映鲜活的人物，又要反映真实的历史。

    三、准确处理“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说志书述而不评，这是对志书原则上的要求。其实，“寓褒贬于记述之中”，这才是我们在编写志书特别是编写人物志时最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是不能夹叙夹议，也不能叙一段议一段，对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应通过其事迹表现出来，不能由作者在正文中加以评论。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传人物都不是在正文中夹叙夹议，而是正文之后来一个“太史公曰”、“臣光曰”，当然，这也不是我们新编人物志要学习的地方。虽然没有议论，但是，在我们选择用什么资料和不用什么资料的时候，就已经在表达我们的观点了。

    此外，叙述中的用词不当，可以造成评价不当。因此，要特别慎用形容词。对省志中的黄季陆等这样一些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宜粗不宜细，要尽可能写得模糊一些，像这类人物，你越想说清楚却越说不清楚。对人物的称呼也涉及到评价问题，如写“军阀邓锡侯”这个称呼就不太好，他当时是什么职务就写什么职务，在前面加“军阀”二字，无意中带上了作者的观点，违背了地方志述而不作之规矩。

    四、收集和选用能丰富人物形象的资料

    新方志中人物传写得不生动的原因主要是占有资料不够，或者是编者没有深入地研究人物和熟悉人物。要把人物写活，作者必须熟悉人物，掌握大量的有关人物的生活细节，使作者对所写人物有动感，像认识和熟悉活人，像面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一样。因此，大量地占有资料和熟悉人物、深入地研究人物思想是使《人物志》生动可读的重要保证。要使人物志内容鲜活，使读者读起来如闻其声，如睹其貌，最重要的就是档案和馆藏文献资料以外的人物志资料的收集问题。要下苦工夫收集口碑资料，要抢救一批活资料，找还健在的一些著名人物的见证人进行采访。上届修志，审核委员会审查《人物志》稿时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志稿中有很多他们熟悉的人物，但稿中人物与实际人物有很大的差距，有很多他们所熟悉的人物生动事迹没有写进去，人物鲜活的面貌看不到。这些老领导能描绘出这些栩栩如声的人物形象，而《人物志》作者对所传人物缺乏了解，很难描绘出真实而生动的人物形象。这个问题也是续修《人物志》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续修人物志中，收入的多是1985年以后去世的人物，要及早动手收集资料，趁现在许多老同志还健在，要积累一些生动的，带抢救性质的活资料，要组织一批人去做调查采访的工作。作者必须真正熟悉和了解人物，掌握大量的立传人物的生活细节，让立传人物在作者头脑里的形象是活生生的，所刻画出的人物才会活灵活现和感动人。

    编写《人物志》必须从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入手。而占有丰富的资料，才谈得上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档案等死资料往往容易使作者在写人物时受到总结、履历表等框框的限制，从而把人物写成概念化的没有灵魂的木偶。描绘人物形象必须表现人物的心灵、人物的精神世界和人物的生活命运。《人物志》刻画人物、表现人物的性格，必须写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思想感情，其人物情节需要渗进作者的感情和观点，包容作者的思想倾向，这样才能刻画人物的灵魂，使之能震憾人的心灵，启迪人们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描绘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一般不直接写人的内心活动，而是通过人的行动、人的音容笑貌，烘托出人的思想感情。志书虽然写真人真事，但并不是机械地拼凑原始材料，作者应对材料进行挑选和必要的加工。

    此外，“人物志”刻画人物形象和描绘历史事件，缺少不了作者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以形象进行思考，通过形象认识，反映客观世界，与抽象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写地方志除运用抽象思维外，还要运用形象思维的方式进行思考。作者在作品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思想活动是同形象联结在一起的，人物形象和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写出来的东西才深刻感人。

    五、注意抓人物大节

    一篇好的人物传，必须是写得有气势，能充分表现人物的气质和风范，这就要求写作时抓住该人物的大节，要找准最能体现该人物特点的事物。比如，写某人物的学生时代，我们不可能把该人物从小学到大学读过的学校和教过他的老师全部写进去，而是要挑选对该人物影响最大的那一段来写。比如写邓小平这个人物，我们要抓住他留法勤工俭学的那段经历，因为正是这段经历使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对朱德这个人物，对他成为职业军事家影响最深的是在云南讲武堂步兵科学习和出国留学，特别是留学国外，使他不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而且找到了革命的道路。

    并非凡是名人都要把所知道的事全部写出来，不必面面俱到。要详该人物的主要贡献和业绩，详该人物与众不同的个性和风格，详该人物的特殊经历。对于革命人物来说，其共性是党性和革命性，但每个人所处的时代、所在的岗位、所活动的范围不同，每个人的文化修养以及个人经历也有差异，这些差异就体现了他们各自的特点、个性、面貌，写人物传就要把这些特点和个性反映出来。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其共性是他们对某一学术研究的成果和贡献，而其特点是学习经历不同，专长不同，研究方向不同，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总之，不能搞公式化、千篇一律的东西。《人物志》必须表现人物固有的精神本质，即人的思想和灵魂。

    六、体现《人物志》的权威性

    人物志是官修，就必须体现它的权威性，要体现权威性就必须反映出真实的历史和人物面貌。官修志书不同于私家著述，人物志不同于某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写的传记。按过去的说法官修即为国史馆里的史官编写的，在成书后要经朝廷批准，而以国家的名义颁发，这就是过去所谓的正史。现在我们写的人物志就如同过去的正史而不同于私家著述，修志者如同过去的史官，我们写出来的东西，也就相当于过去正史的一部分。因此，修志者的责任十分重大，一定要站在政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因此，资料的准确与否，修志者的立场和观点都关系到志书的权威性问题。我们必须遵循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方志理论，编出经世致用的志书。

    孔子的《春秋》由于定了三大避讳，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因此有不少内容是把历史事实篡改了。孟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人物志是信史，要体现其权威性，不仅需要查阅大量资料，还要对资料考订、核对。只有经过细心调查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写出来的人物传才会具有权威性。对人物的研究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不能有丝毫的主观随意性，更不能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写进去。写正面人物要以好的方面为主，要写大节、写成就、写贡献，但不能回避所有的不足。当然，“秉笔直书”也是新修《人物志》的一大难题。有的人认为写当代人物最不好办的是他们的亲戚子女都在，如果写不好的方面怕他们上门来找麻烦。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官修志书是代表政府在说话，志书是集体成果，而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因而不存在由于种种原因而影响说真话的问题。我们写出来的书稿还要经过审核委员会审定，还要政府批准才能出版。

    七、通过记载典型群体以弥补续志人物的不足

    上届省志的人物志中有些为合传，从两人到多人不等，象王三畏堂、李四有堂等合传，实际是沿用了古代记传体史书中“世家”的体裁。这样的合传实际包涵了多人的事迹在内，也许在这样的群体中个人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其群体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的活动往往可以深刻地影响某一事业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史记》中的世家和列传的每一篇，都代表着某一方面的许多重要人物。列如“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代表着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货殖列传”代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这种以事物发展为主线记载人物群体的方式，很适合今天地方志人物传的补充形式。

    我们过去所写的《人物志》在体例和体裁方面最大的不足，就是人与事脱节，《人物志》作为省志的分志，与其他行业、事业分志在形式、内容上互不领属，造成一方面是见人难见事，一方面是见事难见人的割裂现象。记事与记人脱节的问题尤其体现在工业和经济部类志书，大多见事不见人，读起来相当枯燥。而《人物志》记载的人物活动，却又与有关专业志书的内容脱节，好象是为写人而写人，无法与其他专业志所记历史协调和统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许多史实涉及到活人，编者怕惹麻烦；二是资料的欠缺，特别是欠缺实地调查和口碑资料的欠缺，造成志书内容单调和不全面。

    将人物与历史事件统一起来，以典型事例系人，或通过典型人物群体记载某一历史事件，在续修志书中显得格外重要。例如，四川的《人物志》可以设专篇反映抗战时期来川的著名文化人物，一方面可以再现抗战时期四川的文化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部分人物抗战期间在川所作的贡献及其重大影响。这部分人物也许在川时间只有几年，但他们影响很大，不能不加以记述。诸如来川办学和讲学的陶行之、马寅初、洪琛、吴南轩、余上沅等，他们在川兴办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的甚至扎根四川，成为四川教育史上一代名师名人。还有来川开创化工事业的范旭东、来川从事地质考察的李四光、来川从事文艺事业的曹禺等等。另外，五四运动前后四川出现了赴欧勤工俭学和留学俄国的热潮，这两股留学潮不仅孕育出朱德、邓小平、赵世炎、刘伯坚、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产生了一大批从事武装起义、工农运动、中共党的地下斗争等的共产主义分子，他们对中共的建立、发展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部分人物群体能在《人物志》中得到反映，将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四川历史上像这类的典型事例很多，我们可以通过这类典型事例来记述一定的人物群体，这类人物可能是小人物，但其群体的影响非常大，他们的活动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和特点，很值得一记，更可以弥补《人物志》记述人物的不足，更好地达到存史、资治、教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