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至今明代修的四川省志有四部——正德《四川总志》、嘉靖《四川总志》、万历九年《四川总志》、万历四十七年《四川总志》， 而嘉靖《四川总志》修得较好，明人陈继儒就曾说：“读天下志，（嘉靖）《四川总志》为第一，其金石鼎彝、秦汉以下之文，网罗几尽，而立例亦古。”清人宪德亦云：“（四川总志），迨前明之世屡经修辑，惟杨慎、王元正辈所纂（即嘉靖《四川总志》称善。”由此可见，嘉靖《四川总志》在明清所修四川省志中有着较高的地位。然而，至今学术界没有文章系统介绍嘉靖《四川总志》。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作―介绍。

一、嘉靖《四川总志》的编撰情况

嘉靖《四川总志》是在当时的四川都御使刘大谟和监察御史王珩主持下修撰的。刘大谟字远夫，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人，正德三年进士，嘉靖十九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秉心诚明，勤于政事，颇有政声。嘉靖二十年，都御使刘大谟叹正德《四川总志》“草草成书”，于是请杨慎、杨名、王元正三人编撰省志。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院编修，是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明世宗时因议大礼案，贬戌云南。其记诵之博，著述之富，为明代第一。而刘大谟也正是乘杨慎从云南回新都之际，请其参与编撰的。

杨名字实卿，四川遂宁人。嘉靖八年殿试一甲第三名（即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明世宗时因直言进谏，遭贬。居家二十余年，侍亲至孝。颇有文采，为时人推重。其参与省志之编，正是遭贬居家之时。

王元正字舜卿，号玉垒，陕西人。正德六年进士，授翰林检讨。明世宗时亦因议大礼案，谪戍四川茂州卫。王元正在茂州讲学二十余年，多有成就。其参与编省志，亦是谪戍四川茂州之时。

杨慎、杨名、王元正都是进士出身。其中，杨慎是状元，杨名是探花。三人都有文采，都在翰林院任职，而更巧的是，三人都是遭贬的人。难怪主修人刘大谟会说：“王氏玉垒、杨氏升庵，杨氏方洲俱以雍益之豪俊，科第之伦魁，良史之名笔。谪戌遐荒，周流万里。”嘉靖《四川总志》于嘉靖二十年八月开始编撰，十月结束，历时三个月。其中，杨慎负责编《艺文志》，杨名、王元正负责编《帝后纪》《监守志》《郡县志》《名宦志》《经略志》《杂志》。

杨慎、杨名、王元正三人编成的《四川总志》，据后来崔廷槐《四川总志后序》云“见卷凡百余”，当在一百卷以上。王元正的《全蜀人物志序》（即为《四川总志》做的序）云：“兹乃缮录，成编二十有六卷，立论十有三篇。”即除杨慎编的《艺文志》外，杨名、王元正编了二十六卷。而杨慎《全蜀艺文志序》（即为《四川总志》做的序）云“为卷尚盈七十”，可推知，杨慎编的《艺文志》当在七十四卷以上。

在嘉靖《四川总志》编撰过程中，王衍离任，上虞人谢瑜接手继续参加编修。当嘉靖《四川总志》完成后不久，又被重编。这一点，刘大谟的《重修四川总志序》说的很清楚，刘序云：“事告，其涣而未萃者，仍托周宪副木泾（即周复俊）、崔佥宪楼溪（即崔廷槐）重加编集。”即是说周复俊、崔廷槐二人是嘉靖《四川总志》的重编者，而杨慎、杨名、王元正三人是嘉靖《四川总志》的初编者。

周复俊字子吁，号木泾，江苏昆山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在四川、云南做官多年，与杨慎颇有交往。嘉靖二十年入川为按察副使。颇好文学。崔廷槐字公桃，山东平度州人。嘉靖五年进士，嘉靖间入川做佥事。以文学出名。重编中，周、崔二人都是在杨慎、杨名、王元正三人所编的基础上进行的。崔廷槐重编了嘉靖《四川总志》的《经略志》和《郡县志》的一部分，周复俊则重编了包括《艺文志》在内的其它部分。

重编后，嘉靖《四川总志》共八十卷，其中《艺文志》六十四卷，《帝后纪》《监守志》《郡县志》《名宦志》《经略志》《杂志》一共十六卷。

二、嘉靖《四川总志》的编撰体例

根据嘉靖二十四年刊刻的嘉靖《四川总志》，其卷首依次载刘大谟《重修四川总志序》、谢瑜《重修四川总志序》、杨慎《全蜀艺文志序》、王元正《全蜀人物志序》、杨名的建置、山川、赋役志序。卷末依次载谢瑜《重修四川总志后序》、崔廷槐《重修四川总志后序》、周复俊《重修四川总志后序》。

卷一：《帝后纪》《藩封志》《监守志》。

卷二：《全蜀名宦志》。

卷三至卷十五：《郡县志》。

卷十六：《经略志》《杂志》。

卷十七至卷八十：《艺文志》。

《帝后纪》主要记在蜀称帝的人，如夏朝的大禹，三国时的汉昭烈帝刘备等。

《藩封志》又分《蜀府》《郡王》《官僚》。主要记历代在蜀封王的人。

《监守志》主要记历代在蜀为官的人。主要又分《镇守题名》《文署题名》《武署题名》。《镇守题名》下又载《太监》一项。《文署题名》主，要载当过巡抚都御史、巡抚御史、清军御史、行署、布政司、按察司等职的人。《武署题名》主要载当过总兵、参将、都司等职的人。

《全蜀名宦志》主要记历代在蜀为官，有政绩，深得民心，有才学，在当时和后世有名声的官员。

《郡县志》主要载四川各府州的情况。一般按照《建置》《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附书院）、《宫室》（附桥梁）、《祠庙（附寺观）、《陵墓》《古迹》《名宦》《流寓》《科第》《人物》（附隐逸、孝义）、《列女》《仙释》等项编撰。

《经略志》主要记四川经济、交通、军事等内容。又分《赋役》《边防》《水利》《驿传》《屯田》《盐法》《茶法》《军政》等八项。

《杂志》主要记历代叛臣、盗贼、及各种灾异、祥瑞等情况。

《艺文志》主要记历代关于巴蜀的诗文。而且诗文又是按赋、诗、楚辞、诏策、赦文、敕、表、疏、状、书、笺、序、记、檄、箴、铭、赞、颂、碑文、杂著、谱、跋、行纪等类分门编辑的。

三、嘉靖《四川总志》的价值

嘉靖《四川总志》有着非常大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明清两代所修的四川省志中，嘉靖《四川总志》的水平是很高的、很有文彩的。在明清两代所有修省志的人员中，修嘉靖《四川总志》的杨慎、杨名、王元正的水平较高，即使是全国范围内，集中状元、探花，全部由进士编修志书的情况也是不多的。而且，嘉靖《四川总志》是经过两次编修的，精心雕琢过的。正是修志人员整体素质高，从根本上决定嘉靖《四川总志》有着较高的质量。所以陈继儒会说“读天下志，（嘉靖）《四川总志》为第一”的话了。

第二、嘉靖《四川总志》对明代后来所修的《四川总志》有着发凡起例的作用。明代后面两次修的省志——万历九年《四川总志》、万历四十七年《四川总志》，基本上是依照嘉靖《四川总志》的体例进行编修。特别是万历四十七年《四川总志》，其主编者杜应芳，在杨慎的《全蜀艺文志》的基础上，搜辑嘉靖以来的文章及被杨慎漏搜的文章，编成《补续全蜀艺文志》。《补续全蜀艺文志》与《全蜀艺文志》成了今天我们研究巴蜀文化的重要资料。

第三、嘉靖《四川总志》中的《全蜀艺文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嘉靖《四川总志》中的《艺文志》后来单独刊行，成为一部重要的书。《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包括网罗，极为核洽”，《益部谈资》称其“网罗金石鼎彝，秦汉之文几尽，可谓博矣”。《全蜀艺文志》所收的很多文章是其它书未收的，如书中所收唐代著名文学家李商隐的《重阳亭铬》，不仅李商隐的文集没有收，《文苑英华》也没有收。再如宋代罗泌的《姓氏谱》、元代费著的《古器谱》多已不传，而《全蜀艺文志》中却保留着。而且《全蜀艺文志》具有较高的辑佚价值，如著名学者四川江安人傅增湘的《宋代蜀文辑存》中很多文章就是采自《全蜀艺文志》。另外，《全蜀艺文志》也有很高的校勘价值，因为它所收的文章多是用的嘉靖本或嘉靖以前的版本，有利于校勘家的版本校对。

第四、嘉靖《四川总志》对今天方志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嘉靖《四川总志》本身的存在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明代四川的修志情况（特别是嘉靖时期），而且从全国范围看，保留至今的嘉靖年间的省志并不多，所以它对我们了解明代嘉靖年间修省志的情况，对我们进行嘉靖年间各省省志的比较研究和撰修新方志有借鉴作用。

现存最早的嘉靖《四川总志》，是嘉靖二十四年刊本，这也是仅有的刊本，国家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藏有此种刊本。而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有此刊本的抄本。另外，在199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2册收有国家图书馆藏本的影印本，四川省图书馆藏有此书，这对川内的方志研究者是很有帮助的。

（作者：旷天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