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恒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中心）

　　■本期主持：陈恒（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中心研究员）

　　■本期主题：西方城市史研究相关问题

主持人语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从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西方国家作为城市化进程的先行者，对其城市化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观照他者的经验与教训。本期三篇文章分别从理论与实践层面介绍西方国家的城市史研究，包括城市史的兴起与学科价值、19世纪英国伦敦的住房问题以及战后德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巴伐利亚“模式”，希望能为我国的城市和城市史研究提供借鉴。

可以想象一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城市景观，无论在城市规划、街道布局，还是在建筑风格、空间设置上，都表现出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对生活在其中的群体、个人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决定着他们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可见研究城市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马克思说，城市使“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这是对城市功能的高度概括，也是我们进行城市研究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关于“什么是城市”的概念，众说纷纭，如城市是一种文明进程、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是文明的场所、城市是文明的熔炉等。从词源学角度看，“city”（城市）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ivitas”（城邦），描述的是城市及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后来逐渐在西方思想中形成了人类进步与城市发展之间的联想关系，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观念；“urban”（都市）一词也来源于拉丁语“urbs”（市区），用来表示物理特性或建造环境。可见，二者所指不同。不过，到了19世纪晚期尤其是20世纪初，这两个概念逐渐混同。今日我们在使用这两个词语时，可以发现二者间的差异——前者指的是城市的精神与气质，后者指的是城市景观的雄伟与壮观。简言之，城市就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聚集人口、财富、资源、建筑、服务、信息等人类文明要素的载体，是人类社会与特定地理环境紧密结合的一种实体。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到202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中国总人口的60%，城市化是大势所趋。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的同时也导致城市问题丛生，一方面如何借鉴域外经验看待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问题，另一方面如何保护我国传统城市的历史文脉，都需要借鉴前人的城市研究经验。城市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城市的起源、发展、嬗变、互动以及这一进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目前已出现了诸多与这一领域相关的学科，如城市社会学、城市历史学、城市政治学、城市人类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城市气象学、城市考古学等。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跨学科性，它综合各人文社会科学的优势，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吸收不同的观念与方法，以独特的视角研究城市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城市研究不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城市史作为城市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尤其是对西方城市史开展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国的城市发展，同时也将为我国学术界在城市研究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乃至形成本土的城市史研究体系打下基础。

20世纪展开的宏伟历史画卷让史学发展深受其益。举凡人类活动的核心领域如经济关系、权力运作、宗教传播、思想嬗变、社会流动、人口迁徙、医疗进步等都曾在史学家的视野之内，而当代史家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已大大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范畴，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对物质生活或情感世界中细节的把握，还是期望对整个世界获得深邃的领会，当代历史学都提供了无尽的参照与启迪。

当代史学这种无形的创造力，可从全球城市史研究的丰富内涵中窥见一斑。城市史研究奠基在一种历史写作的全球语境之中，诉诸于全球视野，用跨国的研究方法，突出历史上不同城市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而构建起全球城市史叙事模式。城市史不等于简单的城市化历史，而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广泛的社会历史进程；城市史也不是城市化以来的历史，而是自城市这一聚居形态诞生以来的历史；城市史更不是不同区域单个城市历史的汇总，而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系统和网络的复杂过程。城市史研究须遵循“一线多元”的框架：“一线”即以城市发展模式为主线，通过纵向的时间顺序，探讨和总结城市史的不同阶段、模式及其动力机制、基本特征和影响；“多元”即不同时期城市社会结构的复杂面相如权力关系、生产模式、文化形态、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等。城市史着重研究城市文化个性的形成与市民精神之间的关系，并在采用历史学方法的同时，借鉴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

宏观层面的城市史研究迫切需要研究视角的转换和理论体系的创新。我们所熟悉的城市史在时间上多集中于工业革命后，是以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为主线的城市化历史进程，简单说来，就是城市人口增多、空间扩大的外在形态之线性发展史。但城市化之前的城市发展同样值得关注，而且上述理论体系只适用于解读工业时代的城市史。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推动城市化进入新阶段，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和工业化催生了城市化的新模式，信息化对城市所带来的影响等，这一切都使得传统城市史理论体系亟待修正。因此，构建城市史的新体系正是当下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目标。

微观层面的城市史研究关注的是城市布局、城市空间、城市外貌与居民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城市是人类活动的集聚之地，历史上集聚的形式、内容与动力影响着城市的外在空间形态和内在社会结构。比如，西方城市从古典时代的城邦开始，经历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城市萧条和11世纪后的城市复兴，再到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从相互隔离到区域性城市网络；从地区中心到全球城市；从单一中心到多中心、城乡统筹等。在上述历史性变迁中，城市的功能、结构、形态与地位随之改变。

城市史研究要将宏观与微观恰当结合，既有整体性的城市进程，又有个案研究；既有本土研究，又有国际视野，引入跨国史视角；既重视区域间的共性，又梳理区域间的差异；既总结规律性认识，又分析差异的原因。只有这样，城市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才会更加凸显。

城市研究在欧美国家已较为成熟，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涌现出不少流派，出现不少经典作品。早期如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法国学者古朗士的《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近来如美国思想家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加拿大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等，当下如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利斯的《城市：一部世界史》，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克拉克的《牛津世界城市史研究指南》《欧洲城镇史》等；还出版了不少可供查阅的百科全书，如美国社会学家雷·哈奇森的《城市研究百科全书》，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古德菲尔德的《美国城市史百科全书》，埃利科特的《世界城市》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城市史家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梳理了从城市出现到21世纪的全球城市发展历程，总结了决定城市命运的三个关键因素，即神圣、繁荣、安全；美国学者霍恩伯格、利斯的《都市欧洲的形成（1000—1994）》侧重从人口学和地理学的角度解释欧洲的城市化；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布赖恩·贝利的《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发展道路》通过对比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历程，指出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导致城市化的不同道路和结果。这三本书分别代表通论、专论、比较三种不同的研究城市的路径。

就我国西方城市史研究而言，相关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别史方面，如美国、英国、法国以及东欧部分国家与俄国的城市史，且多以个案为主，缺少集成性研究；同时，现有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个时代，缺少贯通性研究。因此，我们仍需在城市史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上努力，深化对城市化规律、城市特性与共性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对中国城市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思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西方城市史》［17ZDA229］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