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与“圣谕碑”谱系学

蒋 蓝

关于张献忠的七杀碑，相关文章、坊间议论已经很多，近乎尘埃落定，本不需要再撰文讨论。但学者们均判定为碑文“无中生有，纯系伪造”，则恐与事实有背离了。

关于张献忠与圣谕碑的记载，具体地说，涉及到杀字碑、七杀碑、德政碑的不同记录与演绎，其实不难梳理：因为这涉及到3块完全不同的石碑。

模糊不清的德政碑 曾顶替"七杀碑"展陈

首先要谈一下“七杀碑”。成都老报人邓穆卿在1992年12月12日撰写的一篇文章极有代表性：

1924年，邓锡侯任四川省长驻重庆，杨森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驻成都，杨森便以督理职务监管民政，不顾反对，在成都拆民房修马路，把清代臬台衙门改建为春熙路，在少城公园内开办通俗教育馆，馆内修体育场（今露天舞场一带），又开辟陈列馆，委卢作孚为首任馆长，把当时成都庙宇及衙署内的古物汇集去陈列，如文庙西街江渎庙（今卫干院）内明代所铸很大的江渎太子及其两妃三座大铜像等，均搬入该馆陈列。他听说那时署前街成都县衙门内，有张献忠的“七杀碑”，便命县长（那时叫知事）林宝慈送去陈列。实际上该衙署内哪有那通碑，但对这位专横督理的命令，又难以违抗。林宝慈左思右想之后，便把衙门内一通早己风化剥蚀、看不清楚字的旧“德政碑”送去冒牌顶替，了此差事。那通碑上除了有点残缺模糊不成字的笔划外，更没有碗大的七个“杀”字的痕迹，是一通“无字碑”。

成都少城公园旧照

1930年代，华西大学博物馆林名均先生曾写有《四川张献忠碑记》（见1937年7月《逸经》第33期），对这通“七杀碑”的真伪倒是一篇可靠的记载：“本文作成之后，曾就正于刘藜仙先生（华西大学教授），得到先生复书，所见与余相合，复承告成都少城公园民众教育馆之碑，系属伪造……蜀中并无‘七杀碑’，盖由张献忠之‘圣谕碑’误传耳。吴梅村先生《绥寇纪略》内载：‘献贼自为一文，历评古帝王以楚霸王为最，谓之御制万言策，颁布学宫，自为圣谕六言，刻诸石，严锡命（张献忠的右丞相）作注解发明之，谕曰：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其文与《蜀碧》同。兄幼时曾到成都县署，见有碑一通，以土拥之，外围以栅，相传为‘七杀碑’。迷信人言，偶有开视者，即不利于县官，故人多不敢观。民国元年（1912年）废成都县，归并于成都府，民国三年又恢复成都县，废成都府，彼时但怒刚（懋辛）做府知事，以成都县署办团练讲习所，唐仲寅君为所长，与兄旧交，一日，兄往成都县署看‘七杀碑’，唐君云：‘因全体学生破除迷信，打成粉碎抛弃矣。’兄深惜之。彼时兄尚不知其文，后读《绥寇纪略》与《蜀碧》始知之。少城公园教育馆所陈列之碑，杨森将军做督军（应为督理）时，索‘七杀碑’，成都县的知事林宝慈，即将一破毁之‘德政碑’冒牌送去。又，张贼之‘圣谕碑’不止成都一处。汉州所发现者，仅其一也。”（《成都旧闻》，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4页）

这就说明，顶着七杀碑名头而恭列展览的，不过是一块模糊不清的德政碑。

成都确曾出现杀字碑 蜀地流传七杀古诗文

晚清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薛福成（1838-1894年），著有《庸盦笔记》，其中“轶闻”部有《杀字碑》一篇：

四川成都府署中有杀字碑，连书七个“杀”字，别无他字，相传张献忠手笔。每知府到任，必祭碑一次，否则必受奇祸。平时，终日关闭，不敢开视，否则必有刀兵之灾。余谓献忠固天地间之沴气所钟，当时全蜀被其荼毒，今其遗碑，尚能为祟，是不可解。或者人心畏之过甚，至数百年而不衰，足以感召斯异欤。是当毅然决然投之水火，虽能为祸，亦不过一次，而其祟则从此销灭矣。（《庸盦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58页）

杀气四溢的石碑，显然是文人们赋予其乱力乱神的力道。而薛福成明显具有传统士大夫的“正朔”之气。

成都老作家、文史学者陈稻心在《漫话“七杀碑”》一文里说：

我听说七杀碑，大约是1939年，据说此碑还摆在少城公园展览。出于好奇，有天我约同学去参观，确有一块高不过四尺、宽不到三尺的红砂石碑，陈放在陈列馆外的一间展房里，标牌上写着“张献忠七杀碑”；而石碑本身则风化严重坑坑洼洼，一个字都看不见。从此，七杀碑在心中成了解不开的疑团。（见冯广宏《张献忠“原罪论”圣谕——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二》，《文史杂志》2010年1期）

后来陈稻心翻查历史文献，发现七杀碑记载首见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续修《成都县志》卷十二“纪余”：“治署东偏草莱瓦砾中，有一石碑，相传即献贼自制圣谕，命严锡命注释者，连写“杀字七”。

清宣统二年（1910年）傅崇榘的《成都通览》，其中有两处提到此碑。一是《成都之古迹》：“张献忠七杀碑，在成都县署内，石碑上有“杀杀杀杀杀杀杀’七字，张献忠书。”二是《成都之妖怪谈》：“成都县之张献忠书七杀碑不可摹”，说拓下来会遭祸事。

算起来，应该是薛福成的《庸盦笔记》，才是有关杀字碑最早的记载者。《庸盦笔记》写于同治四年（1865年）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之间，由27年笔记汇编而成。作者逝世3年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刊行。

清末曾任华阳知县的周询著有《蜀海丛谈》，其中《凤威愍公》一节，谈到此碑不但不能摹，连动也不能动：

张献忠七杀碑旧在县署，禁人移动以动者辄有祸；故嵌碑于二堂右侧墙根，外围以石栏，使人可望不可即也。（风）公忽思移置僻处署中人争相谏阻，卒不听，竞掘移之。时公长公子完婚有期矣，成礼前数日，忽暴病死。距移碑未一月，人以此咎公，公仍不信。日，偶然耳凶残之余石岂果能祸福人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凤全担任省城警察总局会办，后调任驻藏帮办大臣，在巴塘时，因处事躁急傲慢，被忌恨他的土司头人杀害。这一记载证实了人们对七杀碑的畏惧感。

这一条记载，与薛福成所谈的杀字碑，显然是同一回事。那么，抗战期间，被四川大学的学生们打成粉末的石碑，必然是这块杀字碑无疑。

这块威力极大的碑，估计可以搬到边地，去抵御外敌之船坚炮利。上面究竟写了何等符咒呢？文化界往往只有一些人云亦云的揣测，传播着种种版本。例如：“天赐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天生万物以养人，人害万物以逆天，杀杀杀杀杀杀！”

最为奇妙的，在于蜀地所流传的一首古风：

诗歌文采斐然，估计张献忠写不出。这位作者是想代张献忠立言，同时抒发胸中的愤懑，具有反讽的修辞意味。人们疑惑的是：为什么是七杀？而不是八杀、九杀、十恶不赦者大杀特杀？诗中已经回答了内容：那指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的7种人物，显然，杀得合乎天道与人道。这种理想化的解释，纯属书生之见。

以上是两块碑的情况。也就是说，成都的杀字碑，无论是否出自张献忠手笔，历史上曾经的确有过。

广汉圣谕碑传为张献忠立 刻有"万人坟"3个大字

存世的第三块碑，是广汉的圣谕碑。

圣谕碑，俗称圣旨碑。位于广汉市广汉公园内，传为张献忠立。高210厘米、宽101厘米、厚18.5厘米。碑文楷书20字云：“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落款为大顺二年（1645年）二月十三日。碑周饰龙纹，上方刻“圣谕”二字，碑文已部分剥蚀，有亭庇护。

邓穆卿指出：

（20世纪）30年代广汉基督教福音堂，有位牧师名董笃宜者，加拿大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过军，尔后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在广汉期间，笔者当时在广汉编《新汉周报》，与董有交往，董喜汉学又喜欢访探古迹，他在西安看见过《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他想在那时古老的广汉城郊，寻得出类似景教碑的古碑碣，便常去郊外走走。“一日，偶于附郭一茅屋墙壁中，发现了一碑，式甚奇古，后约当地《新汉周报》主编邓穆卿君，一同往观，知为张献忠碑。石工正拟毁以筑路，乃亟告县府（县长罗延瑶）设法运至公园保存。此碑高凡六尺二寸，广三尺，碑面上端左右镌布龙纹，上截书‘圣谕’二大字，绕以龙纹。下截有文孚共三行，首行为‘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口’二句，次行为‘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二句。末行字体略小，为‘口口二年二月十三日’诸字。二年上两字不甚明显，然隐约中尚可辨其为‘大顺’二字，首行次句之末，循其语势当为‘天’字。”（见林名均《四川张献忠碑记》）。

这通圣谕碑的碑阴中间还有竖刻的“万人坟”3个大字，并有明末与张献忠作战之明将杨展的题辞。碑文虽有漫灭，但碑阴中“万人坟”3个大字很清楚，碑阴之右侧分行有“崇祯十七年奉命口口逆贼戳数十万余奉命平寇提兵过此题日‘万人坟’”。碑阴之左侧有“凡我士民宁不勃然”。碑末提行为“隆武二年（明崇祯帝已于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在煤山自缢死，隆武为唐王继崇祯死后在福建称帝年号）仲冬月吉，钦命挂平寇将军印，副”等字。（《成都旧闻》，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6页）

《圣谕碑》拓片

1645年秋季，明军诸路逼向成都，张献忠于八月弃成都走川北。九月，展与曹勋入成都，报恢复。兵至广汉，乃拾聚野骸作万人坟，碑曰：“崇祯十七年，逆贼张献忠乱蜀，将汉州人杀戮数十万。予奉命平寇恢省，提兵过此，痛彼白骨，覆以黄壤，爰题曰万人坟。凡我士民，春秋霜露，伤父兄之惨难者，一以恸先灵，一以仇寇厲，拜扫依依。忠孝之思，竖髪难昧，宁不勃然而兴乎。”

由此可见，圣谕碑的谱系学，绞缠着复杂的社会与民情。但3块碑来路泾渭分明，去向也清清楚楚，不可混为一谈。

来源：《华西都市报》（2021年5月12日A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