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绝书:经世致用与知行合一

——赵贞吉理学思想研究

刘德元

近年,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陆续推出一批《典籍里的中国》等文史类节目,尤其是第二季第五期(2月4日20点档)《越绝书》的热播,再度引发史志界对中国地方史志文化的又一轮追捧与热议。借此机会,谈谈我国由宋至明“程朱理学”的兴起到“阳明心学”的集成,以及与明代大儒赵贞吉的传承关系,进而可以一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如何一脉相承的。

理学的产生与渊源

理学是兴盛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的一股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宋明时期,理学思想包括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两大思想体系。前者认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世界万物只能由“理”派生;后者则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指导思想,认为主观意识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也叫道学或宋学。

历史运行到了明代,此一时期,“阳明学”崛起。阳明学通常又称作王学、心学,是由明代大儒王阳明(1472—1529)所创。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市)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

王阳明是“陆王心学”集大成者,是中国历史上精通儒、释、道三教罕见的全能大儒。明代占统治地位的王阳明学说是作为一种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思想出现的。元代以及明初以来流行的程颐、朱熹一派的理学强调“格物以穷理”(意思是研究其理论产生的根源),王阳明则秉承宋代陆九渊的理学思想,强调“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阳明心学思想发展上的“心悟”(心即是理),历来受到很多人关注。

所谓心悟,其实并不玄虚神秘,它是人经过长期思考后,刹那间生发领悟到的新认识、新感知,是新认识对旧认识、新感知对旧感知的超越。这是人在认识过程中常常发生的认知飞跃现象。举个例子,阳明心学讲的“心”指什么?其实,王阳明对“心”有明确的解说:“心”就是“真我”“真吾”。用现代哲学话语来说,就是指人的“精神世界”“自我意识”。

这里应该看到,王阳明的心学超越传统思维模式,是讲精神与物质合一、思维与存在合一、主体与客体合一的本体工夫论哲学体系,突破传统的观念论(唯心论)视域,转向更本真的存在论思考。所以王阳明的心学哲学体系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贯穿“知行合一”的实践方法论。一方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言行一致,说了要做,知了要行,知行要统一;另一方面,强调行完善知,实践提升认知,实践出真知,真行出真知等。

王阳明的学术主张为其学生们继承和发扬光大,并以“讲会”(讲座)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其中又以“泰州学派”(又被称作左派王学)的王艮(1483—1541)为代表,将其说法推向一个高潮,认为“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尧舜”,即使不是读书的草根平民也可以成为圣人;主张“为善去恶”,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争取政治待遇,以实现“百姓日用之道”。“王学”这种“心”即“理”看法的丰富和发展,影响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对于情欲的正面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人欲与天理”“百姓日用之道”等主张充分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它既包括穿衣吃饭这种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包括维系合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统一起来,因此泰州学派的影响和声势越来越大,赵贞吉就是传人之一。

赵贞吉对“阳明心学”的感悟与传播

赵贞吉(1508—1576),字孟静,号大洲,四川省内江县(今内江市市中区)人。明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授翰林编修,擢左论德、监察御史,奉旨宣谕诸军。赵贞吉一生仕途坎坷,官运迍邅,于隆庆元年(1567)始起官还京;隆庆三年(1569)秋八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机务,协管詹事府事。明代自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职务,像赵贞吉这样以礼部尚书兼大学士者称为辅臣,协助皇帝处理政府事务,世人以“丞相”视之。这是赵贞吉在仕途上的巅峰。但他遭到另一辅臣高拱的构陷和排挤,被迫于隆庆四年(1570)上疏乞“致仕”(退休),11月罢官,次年返老家四川省内江县城(今内江市中区)开坛讲学。

赵贞吉塑像

赵贞吉自幼即随他在陕西武功县任训导的祖父在学舍读书,接受的是儒家的正统教育和正统思想。他15岁时读到王阳明的《传习录》后非常倾慕,惊曰:“予固疑物理之远于本也,今获所归矣。”(我本来怀疑万物的规律是远离本心的,现在才知道真正的归向),欲往江南从王治学,怎奈父母不允,遂遍诵六经求解,然而,都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嘉靖七年(1528)三月,21岁的赵贞吉赴成都参加乡试,以一篇《易经·释义》房魁夺第,名列第四,为举人。随后,赵贞吉偕资州(内江)生员20余人前往新都参拜主考杨廷和,杨见了赵贞吉,评价他说:“是将为社稷器,吾儿慎(指杨慎)弗逮也。”意思是,赵贞吉将来肯定是国家栋梁,我儿杨慎也不一定有此等学识。

嘉靖十四年(1535),赵贞吉28岁,其父令其赴礼闱参加会试、殿试,中乙未科进士,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称赞他的对策文章,可与汉朝贾谊的《治安策》相媲美(都御使王公廷相抚其卷曰:虽《治安策》弗能绝也。)。内阁拟一甲第二名(榜眼),可皇帝朱厚熜看后,嫌其语直(赵贞吉素以“耿直”著称,可谓文如其人),批曰:“略泛而滞于行”,乃令置二甲第二,但不久就后悔了,于是首先选他为庶吉士,特旨留馆,读书中秘。嘉靖十五年(1536),授翰林院编修。

赵贞吉进士名录(图片来源:赵氏宗亲)

赵贞吉入仕后,同王门诸子交往频繁,有的还成为挚友。在讲学中也常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授徒。因此,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黄宗羲(1610—1695)在《明儒学案》、顾炎武(1613—1682)在《日知录》里,都把赵贞吉归入王阳明的门人“王艮学派”。顾炎武说:“王门高第为泰州、龙溪,泰州之学一传而为颜山农,再传而为罗近溪、赵大洲。”再有李贽就说得更具体:“心斋之后,为徐波石,为颜山农;波石之后为赵大洲,大洲之后为邓豁渠。”明确指出赵贞吉与“二王”的传承关系。

赵贞吉少学禅法,默识心源,既入翰林,遂与四方学人集会论道,“廓摧俗学,发明本心,欲汇通儒、佛内外于一途。”他曾著有《求放心斋铭》,在该文中,他阐述了人人本有一“真心”“仁心”,它无声无味,无影无形,无内无外,无损无增,充满无缺,但是人们往往随其“习心”自戕自丧,自迷自狂,自放于“忧、悲、怆、逸、鄙、吝、贪、妒”之场,不能自知,唯有改过迁善,使性自定,才能悟其真心,并认为学问之道无他,唯求放心“了此而已”。在这里,他纳儒、佛、心性说为一体,不露半点痕迹,不显山露水。《明史》(卷一百九十三)称其“最善王阳明学”,而阳明学本来就有“阳明禅”的说法,亦儒亦禅。

赵贞吉题刻:龙藏瑶函

赵贞吉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一方面以孔孟信徒的身份跻身仕进之途,一方面又醉心于禅学,多次到古寺(今内江圣水寺、波尔寺、报恩寺等地)“习静”修为。他在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身居臣子之地,每怀经世之忧,心慕道德之门,时发出世之愿。”他一生都在“经世”与“出世”之间徘徊,认为二者并不矛盾。所谓“经世者不碍于出世之体,出世者不忘于经世之用”。他的出世,用他自己的说法,本为“一饱而出”去应试做官,而做官就要利于天下国家,不做官则讲学,为社会培养人才。他毫不讳言自己信佛参禅。当友人赵浚谷责备他礼佛逃禅时,他明确表示禅并不害人,自己并未消磨廓清世事的意志,并声明一旦能为边务效力,自己甘愿为之先驱,“今啻与公约,倘圣王异时任用公以廓清斯世,仆虽老,尤能为公执殳,随所用处。”

赵贞吉是明代有一定影响的理学家。赵贞吉的理学(心学)思想的核心是经世致用,是知行合一,是接地气,是干实事;主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学问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做人民需要的学问,只有满足人民需求的学问,才是真学问。这一时期,明代占统治地位的理学为王阳明的“心学”,它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服务的,所以风靡天下,王门弟子也遍于中国,其思想主旨为“心即理”说和“致良知”说,其实行路径是“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学说是作为一种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思想出现的,它对封建礼教已有所突破。而被称为左派王学的“泰州学派”,则对礼教教条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将人欲说成是恶毒渊薮,类似于僧侣主义;泰州学派则肯定人的物质欲望的合理性,只不过要适当控制,勿令其泛滥而已,显示出若干“异端”色彩。对于上述两种论调,赵贞吉的观点则在泰州学派的基础上又揉入了新的思想内涵,他认为,“君子亦心乎?学而已也”;他把人的本心与欲念的关系比作云和月的关系,“欲譬如云,明是我体,当云在月际,人见其暗,而明月之体未亏,故千古常明者性体,一时渐暗者欲尘。”人如果懂得这个道理,“欲当自净”也就懂得了“寡欲之方”。这种思想,无疑是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和“圣人天纵”之说的否定与抨击,同时相对泰州学派而言,无疑又是思想交锋后的一大进步。

赵贞吉讲求人的自身修养,并不以人自身的道德完成为目的,而是要有所作为。修养的内容,在赵贞吉看来,主要是克服欲念,他说:“心如水镜,性是其涵光处;心又如剑,性是其利断处。”心是物质实体,性是这个物体具有的特性;心与性,一实一虚,有质的区别。只有“破此一身伐性阴贼”,才能完善自我。赵贞吉认为,世儒把“中”仅仅理解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只说到了“中”的外部效应,而未能揭示出“中”的本质特征。他说:“中之名何称哉?其性命之总名矣欤?乃圆满充足之号,无亏无盈,无首无尾,无分别同异之义,其体则太始之元,太乙之真;其材则仁义之精,五行之秀。”“不立一知,而不见其不足,包括万德,而不见其有余,其惟中乎!”他认为,“中”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尧、舜、孔子因为执中,故成圣贤。这个“中”,一般草根百姓只要肯加强后天的修养,也是可以掌握的。这和“泰州学派”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十分吻合。赵贞吉认为缩小百姓与圣人差距的办法,只有通过学习,克服欲念,克服自我,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他说:“君子亦心乎?学而已也。”“夫真学也者,不昧、不落、不著、不倚也;不倚也者,无我之谓也。”他认为人皆可为圣贤,可以“与天地万物同其良,与百姓日用同其能,与千古万古已去未来之圣哲同其妙悟。”这就要靠自己不断的熏染、研习和修养,这与我们今天的贫寒学子,只有加强德智修养,努力学习,通过高考、公考而进入职场的说法一脉相承。

赵贞吉追崇的阳明心学思想发展上的“心悟”,历来受到很多人关注。举个例子,赵贞吉心学讲的“心”指什么?其实“心”就是“真我”“真吾”。用现代哲学话语来说,就是指人的“精神世界”“自我意识”。应该看到,赵贞吉的心学超越传统思维模式,是讲精神与物质合一、思维与存在合一、主体与客体合一的本体工夫论哲学体系,突破传统的观念论(唯心论)视域,转向更本真的存在论思考。所以赵贞吉的心学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方法论。一方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言行一致,说了要做,知了要行,知行要统一;另一方面,强调行完善知,实践提升认知,实践出真知,真行出真知。这就是赵贞吉对“阳明心学”的感悟。

这一年,赵贞吉已62岁,与他15岁的时候读到王阳明的《传习录》“遍诵六经求解”已整整过了47年。

赵贞吉的终生遗憾

嘉靖四十年(1561),赵贞吉改任户部右侍郎,严嵩欲遣其往蓟州(今天津市蓟州区)掌督运粮草之事,赵贞吉以为此事原已有人司职,徒增一职无益于事,故而拒绝,严嵩大怒,使人论劾,夺官去职。1567年,嘉靖帝崩,朱载垕继位,号隆庆。隆庆元年(1567),赵贞吉再次受召起复为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检察院),给皇帝讲课,而“言谈议论侃直,进止有仪”,颇受朱载垕关注。不久,赵贞吉补任经筵日讲官,为皇太子讲《唐太宗喻太子章》。隆庆三年(1569)八月,赵贞吉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同诸阁臣入辅大政(副国级);翌年二月,加太子太保、荣禄大夫,赐蟒袍鸾带,这是赵贞吉仕途上的巅峰。这年,赵贞吉已经年逾花甲。

隆庆五年(1571)二月,赵贞吉告老还乡,回到家乡内江县城。

赵贞吉生平有一宏愿,即沟通儒、释、道三教。他的儒、释、道杂糅的人生思想,贯穿于一生各个时期,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在赵贞吉看来,一个有道君子,只要心存仁义,不断完善自我,则或儒或释或道,都无不可。赵贞吉一生清廉,“衣疏茹淡,绝远声色,言无矫饰,行无依远”,这也正如莲生污泥,终能开花结子。莲意好比君子之道德完成。赵贞吉垂白谢世,忽生勇猛,潜心著述,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召集门生作助手,准备编辑一部帙幅庞大的类书,分为内外二篇,内篇名《经世通》,主要是儒家典籍;外篇名《出世通》,主要是佛家典籍。他认为这些书是“西方化人之书也”“与儒墨分光而并垒”。他编书的目的是要达到“千圣一心,万古一道”,想通过整理典籍,把经世与出世融汇贯通起来,并指出内篇言经世之用,即《经世篇》;外篇明出世之体,即《出世篇》。又说:“约要言之,经世者不碍于出世之体,出世者不忘乎经世之用,然后千圣一心,万世一道,圣人忧世之念,可少慰矣。呜呼,虚空有尽,此愿无穷,劫石可涓,斯言常在,唯神其鉴之。”明言以“出世”为体,以“经世”为用,体用合一,知行合一,圣人之道也。这两部书,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可惜开局编述不久,碧海掣鲸的手段尚未施展,即“疾作辍编”,终未成书。《四库提要》引姜宝序说:“今世论学者,多阴采二氏之微妙,而阳讳其名。公于此能言之、敢言之,又讼言之、昌言之,而不少避忌。盖其所见真,所论当,人固莫得而訾议也。其持论可谓悍矣。”

清乾隆内府抄本《四库全书》

赵贞吉一生的确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为皇帝和太子充当过经筵讲官、讲过学,也为一般的官员和民众讲学。与他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李贽说:“师事赵老者,在朝盈朝,居乡满乡。”当时讲学之风很盛,赵贞吉设坛讲学,对听众不作限制(有教无类),使很多人受到教育。譬如当时有个名叫邓豁渠的人,自视甚高,在紧挨着赵贞吉的地方,也开一个讲座,跟赵贞吉唱起“对台戏”来,“彼此一间耳,朝夕声相闻”。然而邓豁渠听了赵贞吉的讲学后,耳濡目染,终于折服,称赵为师,后来成为宣扬赵贞吉学术思想最得力的弟子之一。赵贞吉为在家乡普及教育,探讨学术,开了风气,作了很好的启蒙工作,对后世影响很深。

赵贞吉学说的这些有益成分在今天仍有积极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汲取。

内江市市中区三堆山之赵贞吉墓

赵贞吉学术遗存

赵贞吉的学术思想与杨升庵、任少海、熊南沙被称为明朝“蜀四大家”。有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赵文肃公全集》二十三卷十二册刻版存世。

赵贞吉去世后,黄宗羲之史学巨著《明儒学案》收入历史人物200余人,其中四川占四人,内江占其三,即赵贞吉与其两位学生:邓豁渠、何祥;《明蜀中十二诗钞》收录四川明代十二诗人,内江占其二,即赵贞吉、高世彦;《诗钞》收录诗文600余首,其中赵贞吉占117首。其遗著从明万历年间起至20世纪90年代就有《赵文肃公文集》等多种书名、多种刻本、多种卷册形式刊印行世。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官长驰教授,用10年之功编成《赵贞吉诗文集注》,不但搜集作品较为完备,且断句、标点、作注,极大地方便读者。该书收录赵贞吉诗545首、词一首、文章266篇。

《赵贞吉诗文集注》 官长驰 著,巴蜀书社1999年出版

结 语

中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东方特有的价值观和创造力。回溯历史,从《越绝书》《华阳国志》到当代地方志书,从《尚书》《史记》到二十四史,从儒学、理学到阳明心学,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不绝书。正所谓,“郡邑之志,犹国家之史也。国家无史,一代之政治、典章无以考。郡邑无志,一方之风土、人物无由征。”(清王槐龄《补辑石硅厅新志·序》)。因此,至此全国三轮三级修志或即将启动,我等史志人,将共同为承担史志延续的使命而努力!

参考文献:

1.官长驰:《赵贞吉诗文集注》,巴蜀书社1999年版。

2.刘德元:《赵贞吉:紫柏山前车马道 英雄着地皆平沉》,《巴蜀史志》2021年第4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刘德元(中共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