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综合管理志》-工业经济篇 概述

四川工业开发较早，据史籍记载，商代以前，四川手工业逐渐从农业分离出来，即开始有了商品生产。战国初期，四川的冶铜业已达到中原水平，丝织、制茶、冶铁、采盐等手工业也有发展。巴蜀出产的“蜀布”、“邛杖”等物品，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已销往南亚、中亚诸国。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实施移民开发政策，中原人民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四川冶铁、盐业的发展。西汉前期，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继续徙民入蜀，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冶铁、井盐、漆器、蜀锦、金银器皿等手工业已达到较高水平。其时井盐遍布于牛鞞(今简阳)、武阳(今长宁)、朐忍(今云阳)等十余县。邛都(今西昌)、严道(今荥经)的铜；临邛、南安(乐山)的铁；朱提(宜宾)的银均十分有名。汉文帝时(公元前179～165)蜀郡所产的铁斧、铁钵、铁锄、铁剑等远销云、贵。成都的蜀锦、蜀布，广汉的金银器皿，称誉国内，远销朝鲜、波斯。这一时期的蜀郡、广都、临邛是国内的重要的手工业与文化中心。

唐宋时期四川工矿业发展较快。传统的蜀锦制品已是“缕金为花鸟，细如妇丝，大如黍米”(《旧唐书·五行志》)，艺冠全国，巧夺天工；丝织业在技术和规模上都达到新的水平，有18个县的丝织品成为贡品，每年织造的绫罗锦缎达8160匹。造纸和印刷术发展更快，唐代益州“麻纸”和名贵书写纸“薛涛笺”闻名全国。宋代眉山刻书仅次于汴京(今河南开封)、杭州，名列全国第三，益州已成为全国印刷中心地区之一。陶瓷制作技术也很高，名窑不少，尤以邛窑、蜀窑、琉璃窑最为有名。宋时，四川井盐生产扩大到60多个县，盐税已成为当时衙府的重要财源。

唐宋时期，成都为全国仅次于扬州的文化、手工业和商业中心，享有“扬一益二”之美誉。

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中期至清代嘉庆年间，工矿业从生产的品种、规模到技术，都有很大提高。川盐生产遍及全省，至清咸丰、同治年间年产盐20万吨。明代正德末年，乐山发现石油。隆庆年间，官办油井已开始出现。明末油井已分布于乐山、眉山、青神、井研、洪雅、犍为等县。煤炭大量开采，并能炼焦。由于普遍采用鼓风机和焦炭炼铁，蜀铁产量已相当可观，产地达19处之多，仅次于湖广、福建。明代已开采石棉，称火烷布。陶瓷产品，元重青花，明重彩色，无论制作、上釉、调色、绘画等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印刷业已能套色精印。

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创办四川机器局，制造军械，这是四川近代工业的发端。19世纪末，单靠畜力汲卤制盐已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开始采用近代机器进行生产。1891年，川商卢干臣、邓徽绩等在重庆创办森昌泰火柴石和森昌正火柴石，总计资本8万元，到1911年，四川已有火柴厂9家，其中日厂2家，德厂1家。

20世纪初，四川省的民族资本和近代工业由19世纪末的火柴、矿业扩大到电灯、自来水、玻璃、航运、建筑、制革、陶瓷、肥皂、制糖、制茶、制烟、制药、化学、造纸、印刷、罐头、机械、织布、缫丝、面粉等各个行业。

四川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不仅产生时间较晚，而且基础十分脆弱。

从发展程度看，辛亥革命前，四川近代工业绝大多数是轻工业、农产品加工业。除军工厂外，根本没有机械工业。在这些企业中，真正使用近代机器的企业极少。除了若干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外，基本上是以手工劳动为主。

从企业规模看，绝大多数都是小型企业。据有资本可查的38家企业看，平均资本不超过10万元。10万元以上的企业仅有10家，共中20万元以上的5家，50万元以上的仅1家。

1918年到1934年，四川处于军阀混战和割据状态，各系军阀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巩固地盘，扩充实力的需要，不得不在自己的防区内提倡实业，发展经济，并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金融资本，对民族工业资本进行控制和宰割。部分民族资本为了生存和发展，被迫与他们合资经营。因此各类工业仍然得到缓慢发展。

1935年川政统一，政局趋于稳定，整顿财经，发展实业，使四川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1936年，全川有各类工厂583家，资本646万元(按当时国民政府货币)，工人18710人，占全国工厂总数的2．9%，资本总值的0．58%，工人总数的2．85%。

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了适应抗战需要，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在西南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四大家族的资本大量涌入四川开办工厂和银行；同时扶持沿海沿江企业大量内迁，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统计，到1940年底为止，共内迁工厂448家，其中迁入四川的254家，占54．7%。

1942年，全省符合标准法统计的工厂已达1654家，占国统区厂矿数的44%；拥有资本11亿3千多万元，占国统区资本总额的52．3%；拥有工人10万8千人，占国统区工人数的44．7%；此外，还拥有动力设备6万2千匹马力，约占大后方动力的43%。同1937年相比，厂矿和工人数增加约15倍，资本增加526倍以上。在四川工业中，官僚资本占了很大比重，到1943年，官僚资本约占四川工业资本的63%，冶炼业中占86%以上。其中，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对四川工业的垄断，又占了绝对优势。当时四川较大的工业有390余家，资本共3．4亿多元，而孔祥熙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就占了资本1．2亿元，占1／3。川康实业公司共有70万股，官股即占30万股。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量官僚资本迅速东移，多数内迁民营工厂迁回原地，加之大量美国商品乘机到中国市场倾销，基础脆弱的四川工业无力与之竞争。同时，由于国民党迅速发动内战，军费开支浩大，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使四川民族工商业很快呈现土崩瓦解之势。据统计，1946年6月，重庆机器制造业有53%的厂家停产，电器业有45%的厂家关闭，到1947年7月，重庆机器业大部分停产歇业，仅69家开工(工人2762人)。钢铁业除10家内迁厂已正式歇业外，其余16家已基本停产。至1949年，中国兴业公司、中国制钢公司、崇福炼铁厂和渝鑫厂都已关闭。由于钢铁厂停产，全川土铁厂(鼎盛时有200多家，年产铁3万～4万吨)90%停工。抗战胜利时，全省机器工业共有会员430余家，到1949年倒闭200多家，余下180多家大部分处于半停产状态。

1949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仅7．11亿元(当年价，下同)。

1949年底，四川全境(含川东、川南、川西、川北4个行署和重庆市及西康省)人口密集地区大部获得解放。四川人民怀着无限的热情和勇气积投入了伟大的经济恢复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以1952年，经济恢复工作胜利完成，国民经济的各项指标，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各项指标，均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有利条件。1952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15．63亿元，比1949年增长1．2倍，年平均递增30%。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任务，国家和四川省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四川在发展工业方面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公私合营企业已占原私营企业总户数的98%。二是抓个体手工业合作化。到1957年，全省共组织工业合作社、组12607个，人数391162人，产值62130万元。三是抓重要工业项目的兴建、改建和扩建。“一五”期间，全国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在四川的项目有重庆电厂、成都热电厂、宏明无线电器材厂、红光电子管厂、锦江电机厂、新兴仪器厂等项，694个限额以上项目四川有16项。除大力进行这些重点工程建设外，又新建了如成都量具刃具厂、四川化工厂、宜宾造纸厂、成都机车车辆厂、江油水泥厂、马尔康森工局等一批大中型企业。与此同时，重点改造和扩建了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铁矿、綦江铁矿、重庆水泥厂、重庆电机厂、綦江齿轮厂、重庆机床厂、重庆纺织厂等原有骨干企业。四是对地方工业投资1．3亿元，新建大小厂矿90多个，改建扩建各类厂矿400多个。由于狠抓以上几项工作，到1956年底，全省工业总产值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计划指标。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41．59亿元，比1952年增长1．96倍，平均每年递增24．2%，高于全国平均18%的水平。

1958年4月16日到21日在重庆召开中共四川省一届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向全省人民提出全省工业总产值到1962年必须达到137亿到145亿元，比1957年增长2．5到3倍。要达到这一指标，每年必须以28%到32%的速度递增。为达到这样的速度，省委会议提出了“大中小结合，以小型为主”“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县县办厂、乡乡办厂”的方针。

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立即向全国作了布置。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会后即在全国兴起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

这次会议之后，四川省同全国一样，迅速形成了全省性大规模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全省有800万人上山炼钢。与此同时，一批大中型骨干项目如西昌钢铁联合工业基地、成都无缝钢管厂、重庆钢铁厂、成都冶金实验厂、江油钢铁厂、成都钢铁厂等也投入了建设。据统计，1958年至1960年，全省钢铁工业投资9．97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14倍。3年之中，全省计划建设小钢厂18个，兴建小洋高炉574立方米，建立各类土高炉近10000立方米，改造小高炉3000立方米，改造黑色小矿山109座。规模之大，堪称空前。但是这样大规模的钢铁工业建设，各项条件都不具备，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不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遭受巨大损失。在1958年到1961年4年中，全省钢铁工业投资11亿元，其中，全部或部分转为固定资产的只有7．5亿元，停建和未完工程3．43亿元，项目建成报废或不能利用的固定资产达4．3亿元，就是说有7．7亿元成为无效投资，占这4年钢铁工业投资总额的70%。许多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就报废了；一些建设项目投产后，长期达不到设计生产能力，不得不实行关、停、转；许多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原燃材料消耗大，成本高，而且产品质量极其低劣，造成严重滞销积压。1958～1960年滞留在工、商环节，以后不得不降价销售或报废处理所造成的损失共达16亿元，钢铁工业亏损达15亿元。

1960年8月，国务院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批准实行。从此，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时期。1962年3月23日至4月5日，四川省委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和扩大的工作会议，传达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在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分析四川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决定对全省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并制定了调整方案。

在全面大调整中，工业生产建设方面的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①压缩工业战线、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的重点是专县工业和社办企、事业。经过调整，大部分专县企业“下马”。与此同时，也停办了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企、事业。大中型企业中，压缩的重点是钢铁和机械行业。到1963年7月，全省县属以上工业企业撤、停、并、转1233个，保留了约1000个。全省工业系统职工精减了96．3万人，减少54%，其中74．5万人回到农村。②压缩基本建设。1962年，全省基本建设总投资为3．34亿元，其中工业部门2．4亿，比1961年下降61%，比1960年下降84．5%。停缓建了224个国家预算内大中型建设项目和一大批小型建设项目。③把工业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加强了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为农业提供了比过去更多的生产资料。④加强木材、煤炭、化工原料等基础工业和轻纺日用品工业的生产。

通过以上调整工作，到1964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1965年是国民经济调整的最后一年。各项指标全面超过1957年的水平。其中工业总产值68．27亿元，比1957年增长59．4%。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作出调整建设部局的重大决策，四川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

一是抓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建设。经达10多年时间，共投资16．6亿元，形成固定资产15．4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0多个，竣工房屋建筑面积754．3万平方米，新增职工13．2万人，新增各类设备68673台。为了适应常规武器配套生产的要求，重庆地区的冶金、化学、机械等工业部门也进行了相应的配套建设。

在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同时，在四川还建设了以132厂、420厂、清江仪表厂、101研究所等骨干企事业单位为中心的成都航空工业生产基地；以814、816、062、064等骨干项目为中心的核工业基地；以及重庆、涪陵、万县沿江两岸的造船工业基地。这些工业的建成，使四川在短时期内一跃而成为祖国大后方重要的战略基地，对改善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业的战略布局，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是抓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建设。经过10个春秋，投资18．6亿元，成功地建成了世人赡目的一个包括采矿、选矿、烧结、炼焦、耐火材料、炼铁、炼钢、轧材等全过程、门类齐全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到1982年，已具备年产钢150万吨、生铁170万吨、铁矿石670万吨的生产能力。在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的同时，还新建了长城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成都冶金实验厂等骨干企业，并对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等重点企业以及成都钢铁厂、威远铁钢厂、达县钢厂等地方钢铁企业进行了改扩建。

三是抓机械工业的建设。1965年到1975年，国家对四川机械工业的投资达70亿元，占全省同期基本建设投资完成总额的17%左右，占全国同一时期机械工业总投资的15．8%，是这一时期全国机械工业投资最多的省份，也是全省工业投资最多的部门。四川机械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主要是围绕内迁企业的建设而展开的。从1965年起，国家从沿海组织了121个单位，通过全迁、分迁和技术支援等形式，在四川组建了82个企业、5个重点科研所，内迁职工2．8万人，迁入关键设备5400余台，施工建设的大中型项目有宁江机床厂、德阳二重(扩建)、长起、长挖、东电(扩建)、东汽、东锅、川矿、大足汽车制造厂、内江锻压设备厂、内江机床厂、重庆起重厂、四川仪表总厂、四川空气压缩机厂、四川空气分离机厂、成都柴油机厂、红岩机器厂、资阳内燃机车厂、眉山机车车辆厂、眉山通用设备厂、四川拖拉机厂、自贡高压阀门厂、东新电炭厂等，初步形成了以重庆、成都、自贡、德阳为中心的综合机械加工工业中心，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基础雄厚、行业齐全，综合性和独立性都比较高的完整机械工业体系。生产的产品从微型精密机床到超大型、超重型基础设备以及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仪器仪表、国防尖端产品4000余种。

此外，电力、电子、煤炭、化工、建材、森工、轻纺等各个工业部门，在三线建设时期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对四川工业生产建设的破坏是严重的。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大量投资建设三线战略后方基地，加上广大干部不断抵制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工业生产建设有所前进，“三五”、“四五”时期平均分别增长9．8%和10．3%，10年合计共增长87%，平均每年递增6．5%。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四川省委、省革委抓住时机，进行拨乱反正，整顿企业管理，加强队伍建设，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全省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并有新的发展。两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分别为34．7%和22．9%，高于全国工业增长率14．3％和13．5%的幅度。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1月6日到19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20～23日，又召开了中共四川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两次会议，联系四川实际，对四川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作了具体部署。根据省委的部署，1979年到1990年，全省工业战线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大力发展轻工业，积极调整重工业服务方向，加强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的建设。二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三是整顿企业管理，狠抓企业升级，挖掘生产潜力。四是抓三线企业的调整和军品转民品生产工作，充分发挥三线企业的作用。五是加快技术改造步伐，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六是大力发展城乡集体工业和私人工业。七是狠抓治理整顿，使国民经济走上良性循环轨道。

1978～1990年，这13年是四川省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1990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2．54倍，平均每年增长11．1%。

1949～1990年，四川工业经过41年的建设，国家投入工业基本建设资金共613．92亿元，(另有更新改造投资387．45亿元，其中83%以上用于工业)，共新建、扩建乡以上工业企业51054个。到1990年，全省工业已形成固定资产原值849．31亿元，居全国第四位。职工已发展到420．56万人，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1222．95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比1949年的7．11亿元增长171倍(其中轻工业产值增长122．35倍；重工业产值增长

259．6倍)。1990年，主要工业品产量与1949年相比，生铁增长447．9倍，钢增长555．5倍；钢材增长649．3倍；原煤增长32．7倍；发电量增长232倍；天然气增长600倍；棉纱增长11．6倍；棉布增长7．2倍；机制纸及纸板增长321．6倍；原盐增长7．9倍；糖增长5．5倍；卷烟增长24．6倍；饮料酒增长16．5倍；纯碱增长223．2倍；烧碱增长784倍；硫酸增长11635倍；金属切削机床增长553倍；水泥增长1688．8倍。许多解放前甚至解放后五六十年代不能生产的产品，如化肥、汽车、拖拉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录放音机等，已从无到有大量生产。

四川工人不仅扩大了原有工业，而且新增了一批近代工业门类和行业，如电子、仪表、航天、航空、船舶、汽车、拖拉机、精密合金、发电设备、重型机械、化肥化纤、基本化工原料以及塑料、家用电器等。全国现有的40个主要工业部门、212个主要工业行业，四川省基本上都有相应的部门、行业和生产企业。这些行业大多从科研、设计、试制到生产、经营销售以及信息培训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不少部门、行业和企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经过各个时期特别是三线建设，已拥有一批先进的技术装备。到1990年，全省有金属切削机床19万多台，其中，大型、精密、稀有和数控机床等设备1万多台，居全国首位。特别是已有一批技术水平相当高的机械、电子、军工企业，许多先进设备是全国少有的，如万吨水压机、16吨以上模锻锤、7吨真空自耗炉、1700千瓦电子轰击炉、300磅真空感应炉、130米烧结机、120吨氧气顶吹转炉等。由于拥有一批高技术水平的工业企业，不仅许多一般产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大量生产，而且能生产许多技术比较复杂的高、精、尖产品，如30万千瓦大型水轮发电机组、30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30万吨钢铁成套设备和30万吨合成氨设备，载重15～40吨的重型汽车、1000～4000毫米大型轧机、75吨全液压汽车起重机等重型设备，以及高精度单柱光学座标镗床、高精度滚齿机、精密仪器仪表、高级倒置显微镜等精密设备。不少尖端领域，如航天和核工业的技术装备和科技力量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占有重要地位。位于西昌的卫星发射基地，不仅承担中国自己的卫星发射任务，而且开展了国际合作，承担外国卫星发射任务。

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高，改变了全省的经济构成。解放前，四川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比重很小，且多是依附农业的加工业和手工业作坊。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31．89亿元，农业产值占77．7%，工业产值占22．3%。1950年，全省财政收入4．4亿元，其中，农业税占61%；工商税占30%；盐税占6．8%；工业企业上交利润仅6万元。41年来，由于工业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工业在全省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1990年，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49年22．3%上升到65．7%(1989年达68．5%)，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税总额达到98．88亿元，1990年全省财政收入119．82亿元中，农业税占5．1%，工商税加上盐税和国营企业所得税、调节税共达109．12亿元，占91%，工业企业已是全省资金积累的主要来源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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